[ 截至2024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数量为4295家，较2023年末净减少195家，其中90%以上是中小金融机构。 ]

近日，国务院《关于金融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继续推进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完善中小金融机构功能定位和治理机制。“十五五”规划建议也提出，统筹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有序化解，严防系统性风险。这一部署的背后是，近年来我国中小金融机构风险持续暴露，机构数量不断减少。截至2024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数量为4295家，较2023年末净减少195家，其中90%以上是中小金融机构（大都是通过合并退出市场）。近日，锦州银行被工商银行全面收购。这些数据和案例清晰地揭示，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地方性的小型银行，正经历一场严峻的生存危机。

综合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金融机构业务模式来看，中小金融机构风险高企的背后有公司治理等基础性问题，但直接原因在于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模式、金融行业竞争格局、银行机构息差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机构的业务模式转变滞后，收入、成本、风险的配比关系已不合时宜，导致风险不断积累。

“十五五”期间，中小银行的改革化险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兼并重组或资本补充的被动应对层面，还需要从根源上转变发展模式，重塑核心竞争力。具体而言，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需要顺应数实融合大趋势，加强与有生态、技术和产业链优势的第三方机构合作，弥补技术短板，打开业务空间；利用网点优势和差异化数据，推进精细化服务，改变业务发展过于依赖经济增速和大型客户的模式；当前财政货币补贴政策也要改变“重大轻小”的趋势，更好地支持中小金融机构发展转型。

宏观经济形势之变

中国过去依赖投资与房地产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深刻转变，这一宏观背景是理解中小银行困境的起点。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下行，银行业资产规模增速也同步放缓，“水涨船高”的规模红利时代结束。与此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呈现出持续攀升的态势。在这种“增量萎缩、存量恶化”的行业环境中，体质相对孱弱的中小银行承受了最主要的压力。

部分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亮起红灯，风险抵御能力逼近底线。近年来，大型商业银行与中小银行在资本充足率上的分化加剧。截至2024年，多家中小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接近甚至低于8%的监管最低要求。这一数据发出了强烈的警示信号。资本是银行经营风险的“本金”，资本充足率吃紧意味着这些银行不仅丧失了持续扩张的能力，甚至连覆盖现有风险都显得捉襟见肘。

近年来中小银行的风险变大，深植于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业务模式。在客户结构上，中小银行的贷款结构与其所在地的产业结构关联度极高，与当地经济的支柱产业，特别是一些地方性中小银行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形成了深度捆绑，风险暴露与区域经济深度绑定。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双碳”目标下，当该产业遭遇外部冲击或政策调整时，整个区域的还款能力都会受到影响，导致银行相关业务风险呈“地毯式”暴露。

此外，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曾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也一度是银行利润的优质来源。但随着宏观政策调整与市场周期性下行，这两个领域已成为风险的“重灾区”。对于一些地方性的中小银行而言，它们不仅是当地城投公司和房地产企业的主要信贷提供者，甚至其股东背景也与这些实体关联密切。2023年贵州银行的房地产不良率超过了40%，这已不是个案，而是行业性风险集中释放的极端体现。这类贷款一旦形成不良，其巨大的规模和较低的回收率将对中小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造成毁灭性打击。

综上所述，在宏观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浪潮中，中小银行过去那种依赖区域经济景气周期、通过信贷快速扩张做大规模的传统路径已经走到了尽头。试图继续通过增加贷款发放来增加收入、缓释风险，无异于“饮鸩止渴”。平衡稳增长与防风险，对它们而言难度空前，根本出路在于改变“小银行垒大户”的业务模式。

行业竞争格局之变

如果说宏观经济变化是中小银行面临的“天时”不利，那么行业竞争格局的颠覆性重塑，则使其在“地利”上陷入被动。近年来在数智化转型的带动下，中国银行业的集中度不断提升，“大者愈大、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中小银行客户流失的同时收入压力也在加大。

近年来银行业市场结构发生显著改变，国有大行逆势扩张。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从2019年底至2025年三季度末，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在银行业总资产中的占比提升了4个百分点以上。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农村银行机构（包括农商行、农信社）的占比下降。这4个百分点的转移，背后是数以十万亿计的资产和庞大的客户基础，反映了金融资源正向头部机构加速汇聚。

该结构性变迁的核心驱动力之一是，大型商业银行通过数字化快速推进业务下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凭借其庞大的资本实力和国家级战略支持，在数字科技上投入巨资，建立了强大的线上渠道、风控模型和生态场景。例如，中农工建四家大型商业银行在金融科技持续大规模投入，2024年投入都超过了230亿元，占营业收入比例都超过了3.2%；同时，四家银行的金融科技人员规模接近或超过1.5万人，其中工行达到3.6万人。数字化智能化消除了传统业务模式下面临的地理隔阂，使大型商业银行具备了前所未有的业务下沉能力。

在数智化支撑下，在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这一中小银行传统的“自留地”上，大型商业银行正通过数智化大举进入。2019年一季度至2025年二季度，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贷款占比大幅上升到45.1%（升幅达19.3个百分点），而农村金融机构占比急剧下降到25.9%（降幅达13.4个百分点）,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占比也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这一升一降，生动地描绘了市场竞争的残酷现实。大型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本来就低，数字化渠道和大数据风控又能让它们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效率、更好的风控服务小微企业、农村地区，对中小银行构成了“降维打击”。

特别是一些大型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数字化服务在体验和效率上往往更具吸引力，加上低资金成本可以发放低利率贷款，这导致中小银行原有的优质客户（尤其是年轻一代和县域中的成长型企业）被“掐尖”，进一步恶化了其客户结构，留存客户的整体风险上升。

在这一轮数智化竞争中，中小银行普遍处于下风。它们面临着“不转型等死，乱转型找死”的两难困境：自主投入数字化转型成本高昂且成功率低；而若固守传统模式，则只能眼睁睁看着业务空间被不断压缩，最终被市场边缘化。

货币金融政策之变

除了宏观与行业层面的挑战，货币金融政策环境变化导致银行机构的净息差持续收窄，而中小银行的精细化定价能力不足让净息差收窄冲击的“痛感”更强，加上非利息收入来源有限，中小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濒临崩溃。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近年来我国货币政策持续保持宽松，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经历多轮下调。这直接导致银行新发放贷款的平均利率持续快速下行。然而，由于存款成本刚性较强，形成了“贷款利率降得多，存款利率降得少”的不对称降息格局。其结果是，商业银行的整体净息差从十年前的3%以上大幅收缩至2025年二季度1.42%的历史低位，且不良贷款率仍处于1.49%的较高水平，形成了“倒挂”。尽管从技术上看，净息差与不良率的分母不同，且一个是流量指标一个是存量指标，没有直接可比性，但两个指标的变化趋势也大致反映了商业银行的盈利压力。

对于中小银行，尤其是农村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而言，净息差收窄的影响更大。它们普遍存在贷款差异化、精细化定价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不良率明显高于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更高，这也使得它们净息差与不良率“倒挂”的程度更高，“痛感”更加明显。2025年二季度，农村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净息差较不良率低了1.2、0.4个百分点，而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则是高出了0.1、0.3个百分点。由于银行经营还存在其他收入和成本，净息差低于不良贷款率并不能说明银行的收益不能覆盖其风险，但至少可以说明银行传统的“吃利差”模式正在遭受严峻考验。

在净息差逐渐缩水的同时，开拓非利息收入来源成为银行转型的关键。然而，与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在这方面的表现同样不尽如人意。

小型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心有余而力不足”。国有大行依托庞大的客户基础、丰富的产品线和强大的品牌信誉，在财富管理领域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获得了可观且稳定的中间业务收入。而多数中小银行在财富管理业务上面临“产品同质化、人才匮乏、客户不信任”的困境，竞争压力巨大，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小型银行的投资业务“波动大、稳定性差”。在资金业务方面，国有大行多以配置型投资为主，凭借规模优势和强大的研究能力，收益相对稳定。中小银行则往往更多依赖交易型投资，受金融市场波动影响更大，收入极不稳定，甚至在市场剧变时可能引发巨额亏损。

资源禀赋、业务布局和风险承受能力上的先天不足，使得中小银行在开拓新收入来源时举步维艰。当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息收入）快速萎缩，而新业务（非利息收入）又青黄不接时，其盈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便遭到“双重绞杀”。

转变发展模式是治本之策

面对上述三重挑战，化解中小银行风险，推进风险机构的公司治理、兼并重组以及破产退出是事后应对之策，更重要的是推进业务模式转型，在源头提升中小银行的经营发展和风险防控能力。

针对数智化转型带来的银行业“大者愈大”冲击，推动中小银行机构与具有生态、技术和产业链优势的第三方机构合作，打开业务发展空间。一方面，顺应“十五五规划建议”鼓励的融合化发展趋势，更好厘清助贷业务的监管框架和业务边界，通过理性、合规的助贷合作，缓解大型银行给中小银行带来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推动助贷业务合作的重点从消费金融转向供应链金融，在数实融合、产业融合、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发展供应链金融科技，推动供应链金融“脱核”发展。

利用差异化数据推进精细化服务，改变业务发展过于依赖经济增速和大型客户的模式。地方性中小银行一方面与外部平台合作，改变自己面临的技术短板；另一方面利用网点覆盖和业务人员优势，挖掘运用客户的个性化数据，以此推动贷款的精细化定价、大数据风控，对客户开展多样化服务，提升客户的综合价值。在此基础上，以服务的针对性、便利性、差异化提升本地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信贷渗透率，改变前期对地方政府项目、房地产项目的过度依赖。

改变当前货币财政补贴政策“重大轻小”的趋势，提升政策支持的公平性和覆盖面。保障性住房再贷款、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和5月份推出的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支持政策，以及8月份推出的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等，针对的主要是全国性银行机构，而大部分的中小银行机构无法享受这些政策的支持。但相对于大型银行，广大中小银行机构的资金成本高，业务相对单一，更加需要上述货币财政政策的支持。建议尽快将上述政策拓展覆盖到所有的大中小银行业金融机构。

“十五五”时期，是中小银行改革化险的关键窗口期，也是一场关乎生存的改革加速器。宏观环境的变迁、竞争格局的重塑、盈利模式的挑战，共同宣告了中小银行现有业务模式的终结。中小银行唯有从业务结构、精细运营、外部合作、数据风控、服务生态等方面综合推动业务模式转变，才能在这场大浪淘沙中淬炼出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对于数千家中小银行而言，转变已不是选择，而是存续的必然。

（沈建光系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朱太辉系京东集团高级研究总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