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歌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从2010年一季度开始由高速逐步转向中速。截至2025年第三季度，GDP平减指数已连续10个季度负增长。2025年前两个季度实际增长5.4%和5.2%，名义增长为4.6%和3.9%。

长期看，根据“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意味着中国人均GDP将在现有基础上再迈上一个新台阶。“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均GDP从2020年的10632美元提升至2024年的13445美元。

短期增长压力与长期高质量发展的诉求皆指向中国经济增长正由供给约束转为需求约束，消费是撬动需求变化的最大变量之一。

12月7日，由联办集团、和讯共同主办、财经中国会承办，主题为“寻找中国经济破局之路”的和讯财经中国2025年会暨第23届财经风云榜在北京举行。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针对“‘十五五’时期消费强国建设与相应结构性改革”这一主题给出最新观点。

“需求不足主要不是投资和出口不足，而是消费不足，GDP可分为消费和储蓄，与低消费相对应的是高储蓄。把高储蓄的起因说清楚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低消费。”刘世锦将中国现阶段的消费需求不足描述为一种结构性偏差，且与深层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有关。

从更广泛的维度看，当前中国经济也存在两个结构性现象：一方面消费占GDP比重过低，另一方面国有资本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刘世锦认为这种“一低一高”现象之间是有深层关联的。

收入差距大与国有资本分配偏高对促进消费有何深层影响？现阶段有效扩大消费的重要突破口是什么？如何通过改革形成“扩消费、强社保、稳股市的联动效应”？

站在当前时间点，刘世锦认为有必要研究扩大消费、改善民生与经济增长、创新驱动的内在逻辑的实现机制的问题。

01 国有资本收益投向消费是必选题

“十五五”是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由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创新和消费驱动的关键时期。

当前，中国消费率仍然处于全球偏低水平。

刘世锦援引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ICP）提供的购买力平价口径下的消费数据，在加入政府对居民消费的实物转移支付之后，中国居民实际最终消费的GDP占比为44.46%，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20个百分点，较OECD国家均值偏低约三分之一。

从发展阶段看，中国消费率也低于发达经济体与中国当前相同发展阶段时的水平。以现价美元计算，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在达到中国当前人均GDP水平时，最终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高出中国约20个百分点，日本和韩国高出中国10—20个百分点。

“概括地说，我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不论是与现阶段国际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典型经济体相同发展阶段平均水平相比，都存在相当大幅度的偏离，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服务消费特别是发展型消费增长不足。这种状况难以用平均水平的小幅度偏离来解释，可以称之为一种结构性偏差。”刘世锦称。

消费率偏低的成因多且复杂，包括基本公共服务总体水平较低且内部差距大、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滞后、不同阶层和群体收入差距较大、政府资产占全社会净资产比重偏高，还有长期以来重投资、轻消费的体制机制政策导向等。

刘世锦认为，其中有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和国有资本比重偏高对消费不足的影响值得关注和深入分析。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的养老金资产积累严重不足，成为消费不足的重要起因。与养老金资产不足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形成了较大规模的国有资本积累。

一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GDP总量为120万亿，总储蓄55万亿，储蓄率46%，相对应的消费率约为54%。其中企业部门储蓄27万亿，居民部门储蓄27.6万亿，大体上各占一半。全社会企业储蓄率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国有资本收益较少用于分红，大部分留存企业成为储蓄并用于投资，同时国有股权占有全社会股权的较高比例。”刘世锦认为这是前述情况的主要成因之一：“2022年，我国养老金资产占社会净资产的比例仅为2.1% ，而主要发达国家则达到10%—30%的水平。从人均养老金资产看，则差距更大。”

而促消费绝非将每年新增十几万亿储蓄转为消费那样简单。刘世锦提出，提高低收入群体养老金水平是现阶段有效扩大消费的重要突破口，而较大规模划转国有资本充实养老基金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历史上，国有资本比重高、分红少，进而带动企业高储蓄，有助于短期内快速动员大量资金进行投资，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但当消费比重明显偏低、出现结构性偏差，经济增长转入创新和消费驱动阶段后，刘世锦认为将国有资本收益从用于储蓄和投资，通过必要的结构调整，转向支持消费势在必行。

因此，他建议在“十五五”时期，通过将“两个十万亿”国有权益资本划拨社保基金并进入资本市场运作、短期财政补贴和完善长期缴费制度等多措并举的方式，建立起覆盖全民、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城乡居民差距逐步缩小的养老保障体系。

整体而言，前三年累计划拨第一个“十万亿”，后两年再划拨第二个“十万亿”，总计二十万亿国有资本陆续进入资本市场并逐年获取收益，国有资本收益率力争达到社保基金成立以来所实现的7.3%的平均收益率。财政补贴累计1.17万亿，平均每年2000亿左右。划拨国有资本收益加上部分财政增量政策资金，就可以在五年内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覆盖人群的人均每月养老金收入从246元逐步增加到1000元。

从具体操作路径层面，刘世锦认为从已上市流转的国有资本中划拨可在某种程度上打消划拨疑虑。“目前A股市值已超100万亿，初步估算国有资本市值在40%左右，可从中划拨20万亿进入社保基金。”

借此形成扩消费、强社保、稳股市的联动效应。

“国有资本划拨养老基金并较大比例地进入股票市场，预计将使我国股票市场上的养老金资产比重达到20%以上，机构投资者比重也会显著增加，缩小与国际成熟资本市场的差距。”刘世锦表示。

02 消费强国是达成远期目标的关键连接点

理解消费强国的意义和作用，不仅要从现阶段中国增长动能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出发，更需要看到，增加低收入阶层收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等，既是民生问题，更重要和紧迫的是短期经济增长速度问题。

要达成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刘世锦在演讲中提出，发展消费强国能够提供必要的支撑。

对203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目标的具体数值，目前还有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人均2万美元，年均增速4.17%，实际上这是发达国家入门门槛值。

刘世锦认为，合理的估计应该在3.5万至4万美元之间（以现价美元计算有三个变量：实际增长率，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差，人民币与美元汇率）。“如果由目前的人均1.4万增长到3.5万美元，年均增长要达到9%，一种可考虑的组合是：年均实际增长4%，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之差为2%，汇率变动3%。”

但需要以全面推进消费强国建设对上述三个变量形成更好的支撑：首先，人力资本提升支持实际增长率；其次是补上与国际平均水平的消费结构性偏差将有助于扩大需求，提升名义增长与实际增长之差；最后是，扩大进口用人民币支付带动人民币升值。

在实际调研中，他发现，许多地方制定“十五五”规划还是主要抓投资、抓项目，对消费、民生、需求重视不够。“实际上，如果把后者抓好了，科技自立自强、产业转型升级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刘世锦建议，有条件有意愿的地方可以在消费、民生、需求等方面积极探索、先行先试，步子大一些，走得快一些，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推动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3 中国有实力成为“全球甲方”

与发展阶段和经济规模相比，中国显然还不是消费大国。尽管当前中国制造业已占到全球30%的份额，是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但人民币国际化地位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当务之急是尽快补上消费的结构性偏差缺口，与国际上和中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对应的消费占GDP比重大体接轨，与此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关系基本理顺。”刘世锦表示。

强势货币具有大量进口以本国货币支付结算的特点。支付出口是美元流出的主要渠道。他建议，“十五五”期间显著缩小这一差距的突破口，是大幅增加离岸人民币数量，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使用的“规模经济”。

2024年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接近一万亿美元，如果不保留顺差部分，改为进口相应规模的货物和服务，但使用人民币支付结算，中国就可以对外输出7万多亿人民币，大幅度扩大目前仅有1万多亿人民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

刘世锦说，“中国人口相当于美国的4倍，应该也完全可能形成远超美国的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甲方。为此中国需要实施进出口基本平衡的新战略，在保持出口竞争力、存在大量出口顺差的情况下，相应增加进口，但改由人民币支付结算。”

此外，还可以积极有序地扩大包括债券、股票、基金、衍生品等在内离岸人民币金融产品生态，增加人民币的流动性和使用便利性，助推人民币的合理升值，显著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人民币承担的国际货币职能与中国实体经济在全球所处地位相匹配。

随着人民币升值，国内消费者可以用同样多的人民币购买更多更好的进口商品和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消费的规模和质量，形成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市场，或者说全球最大的甲方。

再看现阶段重点发展的服务消费，特别是其中的发展型消费，刘世锦指出从统计的角度看，这部分内容既可以看成是消费，也可以看成是投资，是“投资于人”，是人力资本投资。

“比如教育培训提升智力水平和工作技能，医疗卫生提高健康水平，社会保障提升劳动者的职业稳定性和社会流动性，这些都是从不同方面提升人力资本，有了人力资本才能创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