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经济学家马光远先生在视频中提出的观点，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他光远先生认为，中国的高房价绝大部分是合理的，只有少数城市的房价确实过高，导致整个房地产市场出现了问题。

马光远先生称，从宏观经济角度而言，中国楼市的价格形成机制，确实有其内在的逻辑。过去20多年，由于城镇化进程进程加快，大量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移，特别是向一线城市和核心二线城市转移。人口流动带来了巨大的住房需求，而土地资源的稀缺，又决定了供给的有限。楼市供需关系的紧张，自然推高了大城市的房价。例如，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因其优质的教育、医疗、就业资源，吸引了大量高素质人才聚集，房价的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城市资源的高度集聚效应。

当然，马光远先生也不否认，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房价确实高。很多热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普通工薪阶层即使倾其一生积蓄，也买不起一套普通的住房。这种极端情况，在深圳、北京、上海等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譬如，深圳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了40，也就是说，一个普通家庭即使不吃不喝，也得40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这种畸高的房价显然脱离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形成了明显的市场扭曲。

实际上，楼市的问题不仅体现在价格层面，更深层次的是，土地财政与金融风险的相互交织。大部分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度极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地价上涨，进而导致房价飙升。同时，房产作为重要的抵押品，其价格波动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一旦房价出现大幅下跌，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这种复杂的联动关系，使得楼市的调控政策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过度调控，可能引发市场剧烈波动，而调控不足又难以遏制房价的非理性上涨。

针对这种复杂的局面，马光远的“少数城市得病”比喻，还是有些启发性的。它提示，应当摒弃“一刀切”的调控思路，转而采取差异化的精准调控策略。对于真正存在泡沫风险的城市，应当严格执行限购、限贷政策，遏制投机需求；而对于房价基本合理的城市，则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误伤刚需。

应该认识到，房地产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高房价带来的社会焦虑，不容忽视，年轻人因购房压力而推迟结婚生育，家庭因房贷负担而压缩其他消费，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活力与内需潜力。

马光远的观点，虽然偏颇，但也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中国楼市的视角。它提醒我们，在讨论高房价时，应当避免简单化的批判或辩护，而要进行细致区分和深入分析。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城市的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人口结构各不相同，房价的形成机制和合理性也必然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