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青年馆

一、收入分配优化的重要性

在上海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年会上，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围绕 “优化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收入” 展开深度分享。当前中国经济呈现 “攻强虚弱” 格局，核心症结在于消费不振，尽管贴息、以旧换新等政策成效显著，但要从根本上破解难题，需直面三大核心问题：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与供给对消费的适配性。这三者分别与收入分配、财政支出结构改革、企业市场准入及产权保护直接相关，其中收入分配是基础性环节，直接决定消费能力与供需平衡效率。

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关键期，新生产力需弥补房地产、基建等旧动能下行缺口。但新动能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为主，非劳动密集型特征导致部分劳动者难以融入发展浪潮，引发就业与收入分化。一方面供给能力因科技进步大幅提升，另一方面稳定就业与收入的群体占比下降，供需失衡矛盾加剧。在此背景下，研究收入分配格局、探索优化路径，对提升居民生活水平、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分享聚焦三大核心：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国际比较特征、格局决定因素、优化逻辑与实践建议，为破解分配难题提供思路。

二、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四大核心特征 —— 基于国际比较

（一）居民收入占比：三大部门最高，国际中等偏低

从国内三大部门分配来看，居民收入占比居首：初次分配占比 62.2%，再分配后为 60.8%，这与国际普遍格局一致。通过 OECD 数据库选取 15 个发达经济体、4 个发展中经济体共 20 个样本对比，无论何种经济体，居民部门在各分配环节均占 “大头”。

但横向对比中，中国居民收入占比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初次分配在 20 个经济体中排第 13 位，再分配后升至中等水平，但与美国相比，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均存在约 10 个百分点差距。核心原因并非劳动报酬不足 —— 中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 53.1% 的表面高值，源于将农户、个体户收入纳入劳动报酬的 “大口径” 统计，统一口径后实际处于全球中等略偏低水平；真正短板是财产性收入，中国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收入仅 4.7%，其中 76% 为利息收入，股权分红占比仅 10%，而发达经济体财产性收入以分红、资产增值为主，结构更多元。

（二）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国际偏高，与北欧、日韩同列

中国企业部门收入占比在国际上处于偏高水平，在 20 个样本中排第五，与北欧高福利国家、日韩同属第一梯队。不同经济体成因各异：北欧因高福利对应高税负，公共服务多由国企提供，国企收入占比高；日韩受财阀经济影响，大企业议价能力强；中国则源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国企在逆周期调节、抗风险中发挥重要作用，且企业分红比例偏低 ——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每年规模仅 5000-6000 亿元，远低于国有资产实际利润，上市公司分红率也有待提升，若分红率提高至 40%，2022 年居民收入占比可提升 1.8 个百分点。

（三）政府部门收入分配：“低汲取 + 弱调节” 双重特征

中国政府部门收入分配呈现 “低汲取” 与 “弱调节” 特点。2022 年政府收入占比 16.6%，国际偏低，主要因 2015-2016 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大规模减税降费，以及房地产调整导致相关税收下行。从宏观税负看，2024 年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 13%，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比 16.3%，预计 2025 年仍将下降。需理性看待 “低汲取”：虽能减轻居民与企业负担，但持续走低会制约公共服务与宏观调控能力，导致 “收入下行、支出刚性” 的赤字缺口，因此中央提出 “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

“弱调节” 源于直接税占比偏低：个人所得税规模仅 1.4 万亿元，占税收收入比重不足 10%，仅覆盖几千万纳税人，难以调节 14 亿人口收入分配；若进一步提高免征额，纳税人群可能降至 2000 万以下，调节能力更弱。此外，财产税体系不健全，遗产与赠与税尚未纳入议程，难以调节财产性收入差距。

（四）居民收入占比历史走势：16 年提升 5 个百分点，呈 U 型特征

纵向对比来看，2008 年至 2024 年，中国居民收入占比提升 5 个百分点，关键转折点源于 2008 年前后资源禀赋的根本性转变。1978-2008 年，中国资本稀缺、劳动过剩，制度设计倾向优待资本，劳动报酬占比偏低；2008 年后，16-64 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 2010 年见底回落，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稀缺，推动劳动报酬与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长期来看，居民收入占比呈 U 型特征：工业化初期资本密集型工业主导，占比走低；中后期服务业占比提升（劳动密集型特征更强），占比回升，这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高度契合。

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深层决定因素

（一）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核心逻辑

收入分配格局由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决定。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处于供给短缺阶段，主要矛盾是增加供给，资源禀赋为资本稀缺、劳动过剩，制度设计围绕 “优待资本” 展开，增值税主导税制、社会保障与房地产制度均服务于供给扩张，资本在分配中占优。

进入新时代，中国转向需求不足阶段，资源禀赋转变为劳动力稀缺、资本充裕，发展核心任务是扩大内需，制度设计重心转向 “保障劳动权益、提升居民收入”，劳动报酬占比逐步提高，这是适应发展阶段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然结果。

（二）产业结构：关键影响变量

产业结构直接影响收入分配：农业与服务业为劳动密集型，劳动报酬占比高，推动居民收入提升；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为资本密集型，劳动报酬占比低，居民收入占比随之偏低。

产业结构演变与收入分配呈现规律性关联：工业化初期工业占比提升，居民收入占比走低；中后期服务业占比回升，居民收入占比进入 U 型上升通道，中国近年居民收入占比提升与服务业发展密切相关。

（三）全球收入分配的三种典型模式与启示

全球收入分配可分为三类模式：一是英美 “居民收入占比偏高” 模式，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直接融资发达、直接税调节强，内需拉动显著；二是日韩 “企业收入占比偏高” 模式，财阀主导经济，供给能力强但内需不足；三是挪威、芬兰 “政府收入占比偏高” 模式，高税负支撑高福利，社会公平度高但可能制约经济活力。

三种模式无绝对最优解，关键在于适配本国国情，中国优化收入分配应立足自身，吸收各类模式合理成分。

四、收入分配优化的核心逻辑：平衡而非单一扩张

收入分配优化并非追求某一部门占比 “越高越好”，而是基于国家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选择，核心是实现民生福利、企业供给能力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的动态平衡。

1978-2008 年，中国侧重 “资本与供给”，通过提高企业与政府收入占比快速积累资本，解决供给短缺；新时代转向侧重 “居民与内需”，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破解需求不足，但需兼顾企业与政府合理诉求：企业需保留利润用于研发与扩张，政府需维持合理收入以保障公共服务与调控能力，过度提升居民收入占比可能压缩企业投资与政府服务能力，不利于长期发展。优化的核心是 “调结构、促平衡”，而非单一部门扩张。

五、优化国民收入分配的实践路径

（一）推动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让利

以国企与上市公司为两大抓手：一是深化国资、财政与社保联动改革，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财政比例，将新增收入专项用于社保体系建设，在不增加额外财政负担的前提下提升居民保障水平；二是鼓励上市公司提高分红率至 40%，实施股权激励，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二）健全工资增长机制，多渠道增收

一是设立城乡居民增收专项引导基金，对企业涨薪给予补贴或贴息，发挥财政杠杆作用，待经济良性循环后逐步退出；二是探索 “涨在职、控退休” 的养老金调整路径，优先提高在职人员收入，适当放缓退休人员养老金上调速度；三是缩小不同群体养老金补贴差距，推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粮食价格，激活农村增收潜力。

（三）增强直接税调节功能，完善分配体系

深化个人所得税改革，重心从 “提高免征额” 转向 “优化附加扣除”，将家庭赡养、育儿等支出纳入扣除，逐步实现分类征收向综合征收转型；健全财产税体系，研究推进遗产与赠与税、契税改革；加强实物再分配，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投入，如将高中阶段纳入义务教育。

（四）适配产业结构升级，支撑收入提升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放宽市场准入，吸纳劳动力就业并提高报酬；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转型，加强劳动者技能培训，让劳动者分享产业升级收益；巩固农业基础，推进农业现代化与产业链延伸，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六、总结

罗志恒首席的分享明确六大核心共识：新旧动能转换期需警惕就业与收入分化；中国居民收入占比三大部门最高但国际中等偏低（源于财产性收入不足）、企业占比偏高、政府占比偏低且调节弱；收入分配格局由发展阶段与资源禀赋决定；居民收入呈 U 型走势；收入分配是国家政治经济选择；优化的核心是平衡而非单一扩张。

未来，中国收入分配优化应围绕 “居民增收、企业增效、政府强能” 目标，通过企业让利、工资增长、税制改革与产业升级，破解供需失衡，实现分配更合理有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