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诊治中的“是”或“不是”，仅一字之差，却影响着病人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不仔细看病人比不看更糟糕。神经科做体检一定要全面，每个病人都要脱鞋、脱袜子查看。”这两句朴素的话，是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崔丽英从医四十余年的准则。因此，在崔丽英的门诊，时间仿佛被“拉长”，看一位病人往往要花半个小时甚至更久。

诊桌旁，叩诊锤、眼底镜、音叉、听诊器、针头等被整齐排列、细心备好。崔丽英总是俯身贴近病人，轻柔地触摸他们的关节、脚底，边观察反射反应边轻声询问：“这是哪个脚趾？”“这里有感觉吗？”她耐心倾听病人的病史叙述，即便是重复的细节也不轻易打断，直到将症状、病史、体征等信息完整串联，形成全面清晰的诊疗依据。

这份“慢”，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是一位医者“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专业担当。

崔丽英（左）在为患者查体

在生命的考卷上做题

很多时候，一个不起眼的细节往往就是诊断的突破口，甚至可以改变病人的命运。

崔丽英曾接诊一位在当地医院进行多项检查，却始终不得明确诊断的病人。详细问诊时，对方一句“之前拧钥匙时有点费劲”引起了崔丽英的注意。她敏锐地意识到，病人肌萎缩的发病时间可能远早于此前病史记载的3个月。最终，她作出了正确的诊断——肌萎缩侧索硬化（ALS，也称“渐冻症”）。

在生命的考卷上做题，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024年，崔丽英接诊了一位22岁的女孩。女孩双手无力且肌肉萎缩，外院检查结果提示广泛神经源性损害，考虑患ALS，女孩整个家庭被阴霾笼罩。虽然病人在外院已完成了颈椎、头颅核磁等详细检查，但崔丽英仍心存疑虑：女孩很年轻，也没有家族病史，真的是ALS吗？是否还存在被忽略的细节？

进一步追问时，女孩提及双手偶有麻木感，这让崔丽英立刻警惕起来。结合年龄与麻木表现，她推测女孩病因或与生长发育相关，建议其进行了简单的颈椎X线平片检查。结果显示，女孩其实罹患了一种名为颈肋综合征的先天性发育异常疾病，长在颈椎上的肋骨压迫了女孩的神经血管，引发相应症状，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手术矫正。当崔丽英将情况告知后，女孩与家人相拥而泣。

常年以来，崔丽英出诊的诊室几乎一直固定，这成了她和病人之间无言的默契：“只要有需要，大家总能知道什么时候、去哪里找我，我加班到几点都没关系。”但这么多年来，总还是出现过特殊情况。有一次，崔丽英感冒发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但想到长途跋涉而来的病人，她舍不得休息，靠写字交流，看完了所有前来就诊的病人。

“自1999年师从崔大夫到留院工作至今，我从未见到她对病人有任何不好的态度，她几十年如一日地保持着对病人的爱心、关心和同情。”崔丽英的研究生、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主任医师刘明生回忆道。崔丽英说，自己对病人的关爱，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前辈们的影响和教诲。

崔丽英还是一名住院医师时，曾接诊过一位出现奇怪发作性症状的女孩。女孩总摆出怪异姿势，在外院被诊断为癫痫，但崔丽英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在崔丽英不断的追问中，女孩妈妈透露孩子常被继父虐待。崔丽英又心疼又气愤，哭着找到当天巡诊的上级大夫刘秀琴说明情况，着急地请求她帮助联系警察。刘秀琴温和地安抚她，并答应一定会想办法。刘秀琴辗转联系了多个部门，几个月后，女孩的事情有了结果。原来，女孩身心饱受摧残，出现了上述应激症状。最终，公安部门的专业介入让女孩获救并得到妥善安置。

得知真相后，崔丽英不仅看到了社会的复杂性，更感动于刘秀琴的良苦用心。前辈们不仅在医术和医德上指引她，还在这样特殊事件的处理中用行动教会她成长。这份前辈对晚辈的关爱、医生对病人的责任，成为崔丽英从医路上珍贵的一课。

四十余年“一路快跑”

如今，崔丽英已六十多岁，但日常行走速度依然很快。如果接到急诊呼叫，她更会一路小跑起来。“快跑”，这个来自母亲的叮嘱，伴随了她四十余年的从医生涯。

早年间，崔丽英的家就在医院附近，因为住得近，科室有紧急情况就会给她打电话。崔丽英回忆：“早年间，每次接到医院电话，不管多晚，我妈就嘱咐我俩字儿：快跑！她知道，医生面对的是生命，如果走慢了，一条生命可能就消失了。这个时刻，我妈不仅是一个医生的母亲，也代表着所有病人对医生的期待。”因此，与时间赛跑，为病人抢回更多生的可能，已成为崔丽英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1982年，崔丽英成为医院神经科住院医生后，带教她的第一位上级医生是杨荫昌。彼时，她正在负责一位患白塞氏病合并脑干病变的病人，这类病人不仅病情罕见，且症状严重，对医生的临床诊疗能力与认知水平都提出极高的要求。杨荫昌看出这一病例的研究价值，便指导崔丽英：“你可以去病案科汇总所有白塞氏病的资料，看看有多少病例会出现神经系统并发症。”

遵循指导，崔丽英一头扎进病历中，同时大量查阅相关文献，对疾病从发生、发展到致病人死亡的全过程进行全面深入了解。那位患白塞氏病的病人不幸病逝后，医院病理检查清晰呈现了病变累及的具体血管，也让崔丽英对该类疾病的理解多了神经病理学的视角。

神经科前辈们丰富的临床经验、渊博的专业知识、严谨的临床思维及紧密贴合临床做研究的治学态度，深深影响着崔丽英。她以白塞氏病合并脑干病变的病例为基础，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论著，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临床研究的意义。

疑难罕见病在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并不罕见，ALS是其中的代表性疾病之一。ALS的诊断需结合临床表现、电生理检查，并排除其他疾病，病人确诊时，往往已处于疾病中晚期。

针对ALS早期诊断难题，崔丽英带领团队在国内率先引入多种先进技术，并创新性地将肌电图与神经肌肉超声技术结合在一起。这种功能﹢形态的联合诊断模式，可以通过肌电图捕捉神经功能异常，又能借助超声清晰呈现肌肉与神经的结构变化，有效提升了早期诊断和鉴别诊断水平，使一些被误诊的病人重获新生，也使我国ALS的鉴别诊断能力达到与国际权威机构同等水平。

在构建ALS规范化诊疗体系方面，崔丽英牵头建立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肌萎缩侧索硬化协作组，制定国内ALS早期诊断标准，推动肌电图规范化操作，推广ALS合理分配治疗经费的理念，最大限度提高病人生活质量，减少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延长病人生存期。她参与制定《肌萎缩侧索硬化症：2020诊断标准（黄金海岸标准）》《亚太肌萎缩侧索硬化症治疗与研究联盟（PACTALS）指南》，让中国经验惠及全球。截至目前，崔丽英发表论文500余篇，已成为国内神经病学领域H指数最高的医学科学家之一。

托举青年医生的医学理想

回望来时路，神经科其实并不是崔丽英的“第一理想”。刚进入神经科实习时，眼前的景象让她生出强烈的畏惧——病房里躺着患多发性硬化、重症肌无力、格林巴利综合征等的病人，病情危重且诊断棘手。对比那时各院校临时编写的薄薄的神经病学教材，科室里七八台不同节奏、此起彼伏的呼吸机带来的压迫感，让初入临床的崔丽英既茫然又紧张。

这时，实习带教老师李舜伟风趣的教学风格、深入浅出的讲解，悄悄化解了崔丽英的恐惧，她逐渐发现了神经科的魅力：从一个细微体征定位病人身体深处的病灶，判断出“解题线索”，层层推导的过程就像“破案”般充满逻辑趣味。

2002年，46岁的崔丽英接过了神经科主任的“接力棒”。“当时觉得，要当好全科室的‘姐姐’，首先要抓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学科要均衡发展，要积极扶持弱势亚专业，让更多的年轻大夫成长起来，在全国神经领域中占领一席之地。”崔丽英说。

崔丽英将教学相长、薪火相传的科室理念继续传承发扬。大查房是神经科一直沿袭的传统，每周四下午，病房楼10楼的223室总是大咖云集，崔丽英、朱以诚等亲自上阵，为病人耐心问诊、细致查体；每两周一次的脑血管病例深度研讨，叠加其他针对性的专病病例分析，在临床实践中为全科医生精进学识，在探讨中突破认知，架起了持续成长的学术阶梯。

自2005年开始，神经科住院医师病例报告会被纳入住院医师年终考核。报告会中，每位住院医师需回顾全年主管过的病例，复盘临床诊疗过程、梳理诊疗思路，最终精选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病例进行汇报。这一举措不仅为青年医师搭建了展示临床思维、交流诊疗经验的舞台，也集中展现了神经科领域的众多经典病例。如今，连续举办19年的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住院医师病例报告会已经成为行业内知名品牌学术盛会。

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崔丽英将人才培养视为学科传承与创新的根基。她牵头成立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青年委员会，为青年学者打造专属交流与发展渠道；增设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睡眠障碍学组，填补亚专业学术空白；不遗余力向国内外权威学术组织、重要学术会议推荐优秀青年医生，推动青年力量走向更广阔的学术舞台。

扎根医学领域四十余年，崔丽英微笑着说：“医学不能急功近利，医院也不是名利场。仁心仁术、潜心钻研、结合临床做研究、认真地对待每一位病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好医生。”

文：北京协和医院 干玎竹

供图：北京协和医院

编辑：魏婉笛 杨真宇

校对：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