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美国政府从关税中收进了2640亿美元的真金白银，财政赤字罕见地下降了。 但同一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依然高达1.06万亿美元，甚至在11月单月暴增94.6%，冲到568亿美元。 这就像一边疯狂往口袋里塞钱，另一边口袋却破了个大洞，漏得更快了。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026年2月跑到巴西圣保罗，对着投资者大谈“公平竞争”，转头却指责中国每年1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让全球经济无法承受”。 一个自己常年逆差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却要求顺差国“调整”，这背后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要理解这个矛盾，得从美元本身说起。 美元不是普通的货币，它同时扮演着两个角色：美国人在国内买东西用的钱，以及全世界做生意、存家底用的“全球货币”。 日本和阿根廷做牛肉生意，用的可能是美元，但这跟美国产的牛肉有没有竞争力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种全球性的使用需求，就像一股巨大的力量，把美元的币值不断推高。 币值高了，美国货在国际市场上就变贵了，自然更难卖出去；而美国人拿着“昂贵”的美元，却能买到全世界更便宜的商品和服务。 结果就是，进口永远多于出口，贸易逆差成了这个体系的必然产物。

这个体系给美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可以总结为三点：更便宜的借贷、更昂贵的货币、以及绝对的金融霸权。 因为全世界都需要美元，各国赚了美元后，往往又回头购买美国的国债、股票，等于变相在为美国的政府和民众消费提供融资。 这让美国能以很低的利率借钱，哪怕国债规模已经突破38万亿美元。 同时，美国人享受着用美元全球购物的便利，不用担心货币贬值。 更重要的是，美国可以通过控制美元结算系统，来制裁任何它看不顺眼的国家或个人，从冻结资产到切断交易。

既然美元高估导致了逆差，那美国放弃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不就行了？ 历史给出了答案：不可能。 早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提出搞一种“超主权货币”，就被美国一票否决。 近些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推动的特别提款权（SDR），也因美国反对而进展缓慢。 美国的态度很明确：全球货币的好处，我全都要。

好处背后是代价，那就是国内制造业的持续流失。 当物美价廉的外国商品充斥市场，本土工厂的竞争力不断被削弱。 这就是经济学上著名的“特里芬难题”：美元要维持全球货币地位，就必须通过贸易逆差向世界输出美元；但持续的逆差又会损害本国制造业，长远来看可能动摇美国霸权的根基。 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既要又要”的困境：既想享受美元霸权的好处，又不想承担制造业空心化的后果。

特朗普政府的解决方案简单直接：加关税。 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他再次举起了关税大棒，誓言要“终结不公平贸易”，让制造业回流。 这场关税战波及全球几乎所有主要贸易伙伴。 从4月的“解放日”关税到8月正式落地，美国对中国的关税一度威胁要加到145%，对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国也大幅加征。 平均有效关税率从2024年的约2.5%，一路飙升至2025年末的15%左右，创下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新高。

关税确实带来了巨额收入。 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25年全年关税收入达到2870亿美元，比2024年暴增192%。 仅第四季度就收了97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惊人的281%。 这些钱实实在在地流进了美国国库。 但特朗普最核心的目标，扭转贸易逆差,实现了吗？ 现实数据给了否定的回答。

尽管关税收入创新高，但2025年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维持在1万亿美元上下。 更戏剧性的是月度数据的剧烈波动。 2025年3月，由于企业抢在关税生效前疯狂囤货，美国贸易逆差一度飙升至创纪录的1405亿美元。 到了9月，逆差又收窄至52.8亿美元，创下2020年6月以来的新低。 但这种“好转”只是昙花一现，到了11月，逆差又环比猛增94.6%，达到568亿美元。 这种过山车式的数据，暴露了关税政策只是改变了进口的时间点，而非真正减少了需求。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026年2月发布的研究，揭示了关税成本的真正承担者。 报告指出，2025年美国进口商品的平均关税率从年初的2.6%飙升至13%，而这些加征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高达90%落在了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头上，外国出口商只吸收了约10%。 研究作者总结道：“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继续承担2025年高关税的大部分经济负担。 ”非党派智库税收基金会估算，这相当于给每个美国家庭增加了约1000美元的隐形税负；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的测算更严峻，认为美国家庭年均损失在1751美元到3800美元之间。

成本转嫁在现实中清晰可见。 多家零售巨头如沃尔玛、Target和阿迪达斯已公开表示，会将部分或全部关税成本转嫁给顾客。 汽车行业深受其害，福特汽车2025年的关税支出比预期多了9亿美元，直接导致零部件和整车价格上涨。 普通美国人感受到的是日常消费品价格的攀升：电子产品、服装、食品的价格明显上涨。

关税也未能让制造业“回流”。 相反，2025年4月到12月，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净减少了7.2万个。 密歇根州等地损失了数千个岗位。 全球供应链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美国从中国的进口确实下降了，但对墨西哥、越南等国的进口却大幅增加。 订单只是绕了个弯，从“中国制造”变成了“越南组装”或“墨西哥加工”，最终仍然流入了美国市场。 苹果公司试图将部分生产线迁回美国，却连一颗符合标准的螺丝都难以在国内找到供应商，暴露了产业链配套的严重缺失。

这种困境背后，是美国经济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美国是一个消费驱动型经济体，居民储蓄率长期低于5%，家庭债务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11.29%。 美国人习惯了超前消费，国内产能根本无法满足这种旺盛的需求，只能依赖进口。 与此同时，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970年代的24%萎缩至2025年的10%左右，大量中低端制造环节早已转移到海外。

贝森特财长在2026年强调美国将奉行“强势美元政策”，这被看作策略上的一个急转弯。 因为就在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还通过“海湖庄园协议”推动弱势美元，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强出口竞争力。 不到一年，政策取向发生根本逆转。 分析认为，强势美元有助于吸引全球资本流入美国，为制造业回流提供资金，同时维持全球对美债的需求，避免美元信用体系崩塌。 但这又回到了老问题：强势美元会进一步抑制出口、鼓励进口，让贸易逆差更难缩小。

2025年的关税战，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明显的副作用。 经合组织（OECD）在2025年12月初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预计，受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美国经济增速将从2024年的2.8%降至2025年的2.0%，并在2026年进一步放缓至1.7%。 标普全球市场情报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1月底，至少有717家美国公司申请破产，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农业领域尤为艰难，2025年上半年申请破产保护的美国农民比2024年同期增长了60%。

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压力，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开始回调政策。 2025年11月，白宫宣布免除部分农产品的“对等关税”，涉及咖啡、茶叶、热带水果、牛肉等商品。 2025年12月31日，特朗普又签署公告，将软体家具、橱柜和浴室柜的关税上调计划推迟一年。 到2026年2月，媒体传出消息，政府正考虑削减部分钢铁和铝制品的关税，因为民众的生活成本危机已影响到政治支持率。

从2025年1月到2026年2月，这场轰轰烈烈的关税实验展现了一个清晰的图景：美国可以用关税筑起高墙，向世界收取巨额“过路费”，但无法改变美元作为全球货币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 逆差就像水，关税高墙筑得再高，水也会从其他缝隙中涌出。 当美国财长在海外指责他国顺差时，美国国内的经济数据却显示，为这场贸易战买单的，首先是美国的普通家庭和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