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魏文烈，曾是中国光大集团的副总裁，风头一时无两。然而，他却主动提出回到家乡四川工作，并且在相关部门考虑后，准备让他担任重庆副市长。但令人意外的是，在此时，魏文烈却突然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要求——他希望去香港开办一家公司。这一决定，直接为自己和周围的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视国家的钱为儿戏 魏文烈在清华大学毕业后，曾在多个重要职务上任职，包括北京暖气片厂副厂长和北京市通用机械局副局长等。进入社会工作后，他曾表现出色，展现了自己在经济和外贸方面的才能。当他得知有机会担任重庆副市长时，魏文烈表示自己不仅会外语，且有一定的外经工作经验，愿意为重庆的外贸事业贡献力量。于是，他被安排去担任渝丰国际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刚接手渝丰公司时，魏文烈一度表示，虽然待遇不如光大时那般优厚，但在新岗位上，去掉了副的身份让他感到更加轻松和自在。然而，这种轻松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变化。作为公司的一把手，他拥有了绝对的决策权，而他过去那些压抑已久的冲动和决策风格，也开始暴露出来。

尽管有规定明确禁止国内驻外中资机构参与外汇炒卖，魏文烈却对此视若无睹。1986年7月，渝丰公司开业不久，魏文烈便未经董事会讨论和批准，擅自与香港的日本三和银行进行外汇买卖。做了四笔外汇交易后，他获得了1万多美元的利润。尝到甜头后，他迅速扩大了赌博式的投资，继续在香港的美国银行等地进行外汇交易。1987年，魏文烈的外汇操作更是将日本的三菱重工、三井信托等公司的股票纳入投资范围，且获得了超过130万美元的盈利。

这种疯狂的投资行为让魏文烈更加自信，渐渐地，他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掌握了金融市场的脉络。1988年，他将业务扩展到黄金市场，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外汇操作，他甚至雇佣了专业交易员，并购置了路透社的终端设备。到此时，魏文烈已完全沉浸在期货和外汇的漩涡中，用重庆人民的血汗钱冒险投注。可是，赌博的天平不再站在他一方，1988年，他就因外汇交易亏损了63.7万美元。而到了1989年，他的亏损额达到了惊人的1312.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上亿元。

视领导的话为耳边风 面对如此巨大的亏损，魏文烈并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在1989年8月收到举报信后，依旧一意孤行。举报信指出魏文烈不仅外汇交易亏损过亿，还在子女安排上存在严重的权力寻租行为。四川省纪委对此极为重视，专门约见了魏文烈，并给予严肃的告诫。省纪委书记直言，不允许再进行外汇炒卖，并明确要求魏文烈停止所有相关操作。然而，魏文烈面对警告不仅辩解，甚至口头表示接受告诫，但事后并未做出任何实际改变。

重庆市政府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副市长亲自找魏文烈谈话，强调外汇买卖的风险，并指出渝丰公司作为国有企业，不能承受过大的外汇交易风险。可是，魏文烈并未听从劝告，依旧以保值的名义继续扩大操作，并谎称自己是为了避免公司赤字，才进行如此高风险的外汇投资。他的这些话，在当时由于外汇市场的陌生性，以及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竟然未被揭穿。 而重庆市政府，在考虑到渝丰公司在香港作为窗口企业的特殊性，以及设立香港窗口的困难，最终同意了魏文烈的要求，给出了一个保守的指导意见——如果继续炒汇，必须经过批准，且交易规模不能超过1000万元，且必须停止操作。然而，魏文烈依旧不按规矩行事，外汇操作的规模越来越大，最终导致渝丰公司负债累累，直至1991年6月，渝丰公司亏损达到6000多万美元。 接下来，重庆市政府不得不派出审计组进行全面审查，这才揭开了魏文烈巨大的资金黑洞。渝丰公司年年亏损，重庆市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他们如何能保持沉默？ 魏文烈的权力膨胀到令人咋舌的程度，最终在检察机关的调查下，事情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1992年，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复核，魏文烈在1991年6月的外汇投机交易额高达70亿美元，而最终的净亏损则高达18665.42美元。这一切，最终成为他不可逃避的审判。 魏文烈在这场金融赌博中，失去了不仅是自己的职位，更是名誉与自由。然而，在他陷入深渊的背后，却依然有一群人为他辩解，试图为他的过错寻找各种解释。有人称魏文烈只不过是超范围经营，甚至说他并无罪，反而是做出了有功的事业，声称他是一个有责任感和实干精神的企业家。 但这些辩解终究无法掩盖事实的真相。魏文烈的行为最终迎来了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