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十问加科思董事长王印祥：中国抗癌药研发取得巨大进步，努力将肿瘤变为慢性病

2001年，全球首款抗癌靶向药格列卫在美国获批上市，这款用于治疗慢性白血病药物的诞生，不仅将许多患者从身患“不治之症”的绝望中拯救了出来，也影响了彼时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一个年轻人的命运。

“格列卫问世正式开启了靶向药研发的黄金时代，我当时的研究方向也恰恰跟这个课题相关，每天都在实验室进行相关研究。我想，也许是时候将肿瘤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转化了。”近日，加科思(01167.HK)董事长兼CEO王印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道。

2003年，王印祥回国创业，正式加入中国创新药研发的队列。2015年，王印祥在北京创办加科思（Jacobio），其中，“Jacob”取自希伯来语中的“抓住”，“bio”则是“生物医药”的词根，Jacobio意为抓住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机遇。

“当时PD-1抗体已经获批上市，‘低垂的果实’（容易成药的靶点）已被摘完，剩下的是难成药的靶点。随着创新药生态的成熟，中国创新药企已具备了与国际一线制药公司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攻克难成药靶点的条件。因此，加科思在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核心项目以全球前三为目标的研发策略。”王印祥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目前，加科思在研项目主要围绕KRAS、肿瘤免疫、肿瘤代谢、P53、RB、MYC六大肿瘤信号通路布局，专注于开发针对癌症中无成药性靶点的新药，其中，SHP2、KRASmulti、P53等项目的研发进展均处于全球前三。

加科思董事长兼CEO王印祥，图源：加科思

中国抗癌药研发水平正向全球靠拢

时代周报：在人类抗癌医学史上，你认为最重要的三个技术和最具突破性的三款抗癌药分别是什么？

王印祥：在过去50年，肿瘤领域每10年、20年就会出现一项划时代的技术，并带来突破性的产品。

第一个，在化疗药时代，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紫杉醇是肿瘤药历史上第一个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重磅炸弹”药物。第二个，在靶向药时代，诺华公司的格列卫是历史上第一款靶向抗癌药。以DNA双螺旋为起点的分子生物学，支撑了靶向药的研发。第三个，在免疫疗法时代，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纳武利尤单抗（O药）是第一款上市的PD-1药物。

从以上三个产品可以看出，化疗药代表了以化学测试为基础的研发阶段，而靶向药和免疫疗法得益于以DNA双螺旋为起点的分子生物学发展。未来针对难成药靶点的药物开发，以及细胞和基因疗法（CGT）会有新的突破。

时代周报：未来，哪些新技术有望在抗癌药研发中扮演关键角色？

王印祥：首先，综合应用AI蛋白的动态三维结构解析，对于小分子药物开发是一个重要的技术突破。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工程学与生物学的融合将为抗癌药研发带来重要的机会。

被称作“魔法子弹”的ADC（抗体药物偶联物）是目前全球研发热点，但现在已获批上市的ADC以毒素（化疗药物）为载荷，有很大的毒性问题。未来会有新型载荷替代现有的毒素载荷，比如免疫功能载荷，或针对特异靶点的抑制剂/激活剂的新型载荷，从而产生新一代ADC。比如iADC用STING（干扰素刺激因子激活剂）取代毒素做载荷，表现出了更大的治疗潜力，能够将那些对PD-1没有反应的冷肿瘤，变成有反应的热肿瘤，让免疫激活处于合理水平，从而解决传统ADC药物和PD-1抗体无法解决的治疗难题。

除新型的ADC之外，细胞和基因疗法（CGT）、基因编辑、肿瘤疫苗等也是工程学与生物学的融合，在未来将对肿瘤治疗的格局产生很大影响。

时代周报：在人类130多年的抗癌史中，癌症治疗经历了三次革命，分别是放疗和化疗、靶向治疗、免疫疗法。全球癌症治疗的第四次革命会是什么样的？

王印祥：20世纪是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联手的世纪。从1897年Thomson发现了围绕着原子核的电子云，到灯泡、收音机、电视机、电话等设备不断出现，再到现在的互联网、核磁，包括芯片、物理学与工程学融合的红利依然没有发展到尽头。

全球癌症治疗的第四次革命，很可能来自于生命科学与工程学的融合发展。现代生物学自1953年James D. Watson发现遗传密码DNA双螺旋时才刚刚起步，生命科学与工程学的交叉历史则更短。基因治疗、细胞治疗、ADC等生命科学与工程学融合带来的成果都是近30年出现的。因此，和物理与工程融合相比，生命科学领域的融合发展还处于早期，我相信未来还有很多机会。其中加科思布局的iADC项目，就是分子生物学与工程学的一次融合。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抗癌药研发，普遍而言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王印祥：从科学层面来看，癌症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疾病，涉及到许许多多的基因和信号通路，一种靶向药往往只能对某一特定类型的基因突变有效，并且会出现耐药问题，这也造成了研发的高难度和高成本。肿瘤同时具有异质性，不同的人对同样的药物具有不同的响应，因此需要更多基础研究来揭示肿瘤发生发展与信号通路的关系。

在科学之外，创新药研发周期长，早期风险大，因此政策支持与多层次的支付体系，有助于让科研成果转化为临床成果。

时代周报：如果有一门抗癌药经济学，你觉得其核心逻辑和原则是什么？

王印祥：在评估抗癌药的“效价”关系时，应当综合考虑药物对于疾病的控制，以及对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随着精准医学的普及，每一款肿瘤药所覆盖的人群将越来越细分，治疗的人群将越来越精准，更多人会得到有效和精准的治疗。而研发成本正在逐渐提高，因此要用前瞻的眼光看待疾病与治疗方式的变化趋势。

总而言之，精准治疗、改善生活质量、居家治疗应该被纳入抗癌药经济学的核心评价指标。

时代周报：在你看来，目前中国的抗癌药研发处于什么水平？

王印祥：中国的抗癌药在过去20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仿制药到快速跟踪式创新时期，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研发“定位全球市场的原创新药”。目前已经有很多中国公司与国外的制药企业达成10亿美元以上的授权交易，也有多个中国原研的抗癌药在海外获批上市，这说明中国抗癌药的研发能力正在向全球水平靠拢。

努力将肿瘤从不治之症变成慢性病

时代周报：是什么契机让你开始从事抗癌药的研发？

王印祥：首先，我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适逢靶向抗癌药发展取得重大突破——首款抗癌靶向药格列卫问世，并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正式开启了靶向药研发的黄金时代。

本人于2003年回国创业，在过去20年间中国生物医药产业环境逐渐发生积极变革，为抗癌药的研发带来了良好的政策土壤与产业环境：中国加入ICH组织，让新药的监管体系与国际接轨；上市许可持有人（MAH）制度建立；港交所推出了18A章程，让企业从资本市场融资更加顺畅；生物医药上下游产业逐渐健全，服务不断提升；行业人才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助力了中国创新药的蓬勃发展，也让我有机会将科研成果转化为能让患者获益的临床产品。

时代周报：目前最有可能被攻克的癌症是哪一种？

王印祥：目前很多血液瘤都已经实现了患者的长期生存。在实体瘤领域，乳腺癌的五年生存期超过80%；得益于HPV疫苗的普及，宫颈癌的发病率逐渐下降；随着丙肝药物的推出，由丙肝引起的肝癌发病率也将下降；随着靶向疗法和免疫疗法在临床上得到广泛应用，肺癌、结直肠癌等癌种的预后有了很大提升。

时代周报：如果将人类攻克癌症看做是一项总体工程，你认为目前的进度大概到了百分之几？

王印祥：人类攻克癌症的进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无法简单地给出一个确切的百分比。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癌症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许多新的治疗方法和技术不断涌现，这为攻克癌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希望，而癌症也将从“不治之症”变成慢性病。

在一些特定的癌症中，与癌症长期共存的趋势已十分明显，比如一些血液瘤的五年生存期可以达到80%-90%，我国的乳腺癌五年生存期也接近80%。

时代周报：人类有可能彻底战胜癌症吗？

王印祥：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肿瘤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科学界的探索方向在于延缓肿瘤的发生，实现早发现早治疗，以及改善治疗方法。

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当中，药物研发有很大的进步，但我们对肿瘤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无论是小分子药、抗体药，还是最近的细胞治疗，都依然存在各自的问题，也都有不可替代的地方。无论是免疫治疗还是靶向药，上市后都要用很多年的时间研究它耐药的机制。因此，肿瘤的研究还是有非常多的工作要做，我们还做不到彻底治愈。

但我们正在努力将肿瘤从不治之症，变成像糖尿病和心脏病一样的慢性病。目前肿瘤患者在中国的5年生存率只有40%，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未来，当我们用10年或是20年生存率来衡量癌症，它可能就不是不治之症，而是一种慢性病，在延长生命的同时，也使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