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观察：119个村超4成村庄“剩男”婚配难，村干部帮讨媳妇
春节将近，“农村大龄男青年择偶难”再度成为显性话题。
2024年1月底，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黄振华教授课题组发布了一份《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状况》调查报告。这份基于全国26个省（市、区）、119个村、1785个农户的报告指出：超4成村庄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短短时间内，“求解农村大龄青年婚配难题”词条冲上微博热搜。
出圈的热度令黄振华颇感意外。他推测：“一则可能是碰上了春节的时点，正好是青年男女返乡相亲的高峰期；二来也说明报告切切实实反映了当下一个普遍现状。”
黄振华所在的中国农村研究院自2006年开始，持续到全国各地农村开展不同主题的田野调查。根据他的观察，近10年，农村男青年的确出现了婚配难的情况，并且呈逐年加剧的趋势。
黄振华认为，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其呈现形势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许多。其中既包括大众熟知的“天价彩礼”现象，也包括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夹击下，农村男青年传统婚恋观的转变，“对婚姻的认同感变低了”。由此衍生的对农村社会治理带来的隐忧，也是需要被看到的另一面。
在黄振华看来，呼吁移风易俗、改变“天价彩礼”等措施能取得一定成效。“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乡村振兴，用内生性的动力去缓解这一难题。”
近日，红星新闻记者就相关话题独家专访了黄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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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个样本村庄
有51个村村干部反映大龄男青年婚配难
红星新闻：是什么契机让您展开了对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的调研？
黄振华：说起来其实是个意外。我所在的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田野调查，我们称之为“百村观察”，启动至今已有18年。“百村观察”调查问卷分为基础性和专题性，基础性调查方向常年不变，专题性的调查方向每年都会有调整。2023年我们的调查主题其实是“农村家庭建设”，其中设置了一些关于婚姻的问题。
在第一轮数据回收上来后，我们发现，未婚农村大龄男青年的数量有些突出，它反映了一些周期性的问题。针对这个现象，我们后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挖掘，所以才有了这个引起热议的数据：在119个样本村庄中，有51个村的村干部反映当地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占比42.7%。
事实上，这也并非是我们首次关注到这个现象。十几年前，大概2013年左右，那时我们下村和村干部交流，已经有村干部反映当地存在较多未婚大龄男青年。这个现象只是个案，还是普遍状况？由于缺乏数据支撑，当时我们还看不出来。但基于我们长期农村调研的经验来看，这肯定是一个逐渐加剧的过程，至少在近10年是这样。
红星新闻：在研究中，课题组对“大龄”怎么界定？
黄振华：学界对于“大龄男青年”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一般来看，如果年龄在30岁以上，基本可以确定为大龄青年。但农村的视角未必是这样。比如，某村庄普遍结婚年龄是23岁左右，如果一个男青年到了28岁还没结婚，那他在当地人眼里也是大龄未婚男青年。在这次调查中，我们结合了当地人的视角去界定何为“大龄”。
红星新闻：农村男青年的择偶渠道一般有哪些？
黄振华：这次调研我们没有设置专门的问题，所以暂无宏观的数据来支撑相关渠道的比重，但渠道应该是多元化的，自由恋爱、传统的媒妁之言都有，女方是本地的也有，外地的也有。
红星新闻：男青年是会更倾向于找本地？还是外地？
黄振华：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按常理推断，农村男青年尤其是大龄男青年，如果要迫切解决成家问题，肯定不会在本地、外地上有所限制。但事实不完全是这样。受当地传统观念的影响，不同地区的男青年对于本地、外地女性的青睐程度也不同。
比如在某中部省份的农村，如果能娶到外地女性，这名男青年会被同村人视为“比较有本事”，是件值得夸耀的事情。相比之下，求娶本地女性可能是个相对“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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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适婚女性数量少
结婚成本高，婚姻认同感降低
红星新闻：在此前的研究中，有的将“农村大龄青年婚配难”归因为生育政策带动的连锁效应、彩礼高昂等。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黄振华：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关于成因我们进行了归纳，具体可以概括为“一少一高三低”。
一少，是指农村适婚女性比较少，这是随着农村大量人口外流出现的现象。相对而言，年轻女性外流的数量更多，而且会倾向于在外结婚，男性则倾向于回到家乡成家。叠加了传统农村生育观念带来的性别失衡，留在村内的适婚女性数量就更少了。
一高，是指结婚成本高，也就是俗称的彩礼高。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省份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彩礼普遍偏高，个别地方还会逐年递增。比如，山东省西南部的一个县城，2020年它的彩礼是18.8万，已经不低了，2023年又变成了“3个九万九”，也就是将近30万。很多地方还会要求男方买房买车，这又是一笔支出。彩礼的压力下，一些男青年脱单就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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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多女少”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彩礼。为了竞得女方的青睐，男方可能会提高彩礼，付出更多的经济成本。
三低，包括个人及家庭收入低、学历及职业技能素质低、对传统婚姻的认同感低。
前“两低”都比较好理解，第三个“低”是值得关注的一点。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农村大龄男青年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变化，对婚姻的认同感变低了。这里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理想和个人现实条件产生了较大差距，想找但找不到，形成了心理落差；另一方面是城市化发展对传统观念造成了冲击，部分男青年的观念从“找不到但还是努力找”，变成了“干脆别找了”，我们将这称之为思想上的原因。
红星新闻：您说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如何理解“结构性”？
黄振华：这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它跟农村当下的现实状况分不开，比如传统生育观念导致的男多女少，城乡二元分割的经济社会结构下，农村大量人口外流、农村空心化，这些都是结构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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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天价彩礼”
要从村庄内部找解决方案
红星新闻：这次调查覆盖了全国26个省（市、区）。从调研结果看，哪些地区“择偶难”现象更为突出？
黄振华：按我们的调查数据，1785个农户中，有825个农户认为当地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较为严重，占比46.1%，东、中、西部分别占比38.6%、54.8%和43.2%。
导致这种区域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次我们暂时没有设置专题去搜集相关数据，但从个案还是能看出来。中部地区的省份，比如河南、湖北、江西、安徽，普遍土地资源有限，而人口数量又庞大，人地矛盾比较尖锐。为了生活，村民必然要外出打工，由此加剧了当地“男多女少”的现象，择偶变得困难。此外我们发现，这部分省份的彩礼也相对较高。
红星新闻：课题组界定“彩礼高”的标准是什么？
黄振华：我们没有设定具体的数字。在问卷里我们将它作为一个开放式的问题，由受访的村干部根据当地实情做具体判断。
红星新闻：当下呼吁移风易俗、遏制“天价彩礼”的声音不少，对此您怎么看？
黄振华：遏制天价彩礼当然是有必要的。但我认为，要解决天价彩礼的问题，还需要寻找一些内生性的动力，也即是从村庄内部去寻求解决方案。
湖北省随州市广水市李店镇飞跃村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调查发现，当地成立了一个红白理事新风会，专门负责遏制婚丧嫁娶中的社会陋习，在其管辖范围内，要求喜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不得大操大办，取得的效果还不错。为什么？因为红白理事新风会的成员都是村里威望高、热心公益的村干部和村民，在当地，他们的话更有分量，更具说服力，也能更好地化解这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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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配难”如何破解？
要扭转当前乡村资源外流的局面
红星新闻：课题组调研了超百名村干部。整体看，基层村干部对“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这一群体持怎样的看法？
黄振华：绝大多数村干部都会尽力为未婚大龄男青年创设相亲条件，缓解婚恋难题。从基层政府的角度看，他们可能更关注择偶压力背后潜藏的社会风险。
要谈论这个话题，我们需要先厘清一个问题：家为什么重要？家庭实际上是个稳定器一样的存在，它是规避一些社会矛盾的重要载体。一对青年男女成了家，有了孩子，他们便拥有了打拼的动力，也有了依托。但如果一个个体长期游离于家庭之外，其不稳定的可能性会增加，比如，可能对社会产生抵触或者不良的想法。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村民中，大龄未婚男青年所占的比重一般比已婚青年的比重高。
这个群体应该是社会治理的过程中需要加以关注的群体。我的建议是，今后既要加强对“婚配难”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跟踪，还要加强对大龄未婚男青年群体规模和动向的调查研究，以便适时优化相关政策，让这一群体的规模尽可能不要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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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您个人如何看待这一群体？
黄振华：我的看法无关正面或负面，我认为要从社会的维度去看，看到群体背后的结构性困境。
红星新闻：对于如何破解这一难题，您的看法是？
黄振华：这里的解决思路包括三个层面。我们可以理解为微观、中观、宏观，也可以理解为短期、中期、长期。
第一个层面是个体层面。简单地讲，就是为大龄未婚男青年创造更多择偶机会，比如举办相亲会。这种做法可以缓解一点择偶压力，但并不能根治问题。
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层面。比如，针对天价彩礼问题出台整治措施，为大龄未婚男青年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提升个人能力，帮助其塑造正确的婚恋观。这些做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一群体的择偶压力，但也还不够。它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第三个层面是社会层面。要真正解决这一难题，根本上还是要扭转当前乡村资源外流的局面，让人愿意往村里住，资源愿意往村里去，也就是我们说的“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了后，内生性的动力足了，很多问题就能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体现在择偶问题上，呈现的就是男女比例渐趋平衡、经济水平提升、婚姻观念转变等等。这才是治本的办法。
当然，短时间内城乡格局难以实现彻底扭转，农村资源外流的状况在相当程度上还会延续，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也难以一蹴而就，这是我们需要客观正视的。但这也不意味着我们没有作为的空间。当下，无论是呼吁移风易俗、遏制天价彩礼，还是“每促成一对奖励红娘600元”，都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这个问题有必要去解决，我们要把它当作一个社会问题去看。
（来源：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