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与金融货币领域，中心比外围的宏观经济稳定性更高，GDP增速的变化不是特别剧烈，通胀率更低；中心向外围输出FDI资本，通过承担风险而获得高收益率，而更多的情况则是向外围提供信贷，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债务的定价货币（denominationcurrency）是中心国家的货币单位；反过来，外围国家也会向中心国家输出资本，但是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储存在对方的国债和金融债中，获得非常低的收益率。就债务率而言，中心国家的中央政府债务率普遍非常高，存量债务往往达到GDP的100%以上，而外围国家的债务率则难以上升到50%以上，这一事实与大众头脑中的直觉正相反。在中心国家，可贸易品质优价廉而非贸易品价格昂贵，换言之，人贵而物贱；在外围国家则正相反，人贱而物贵，外来的商品价格昂贵而本地的服务则非常便宜。

在上述经济现象的背后有着有趣的社会根源。正如笔者在下文将会专门谈及的，通胀和利率背后有很多影响因素，但是长期来看，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人口年龄结构，即中老年人和青少年之间的比例关系。年轻人占比越多则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而言越强大，结果是通胀和名义利率就越高；中老年人越多则通胀率和利率越低。名义利率的下降伴随着资产价格和政府债务率的长期上升，导致整个经济的杠杆率就越高。那么，什么导致了中心外围的人口结构差异呢？答案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教育水平尤其是女性教育水平的上升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以及人力资本和人均寿命的上升，从而在数十年之后形成少子老龄化的社会人口趋势。事实上，在笔者看来，考察一个社会现代性（modernity）的最重要指标莫过于女性受教育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