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经济红利开始消耗殆尽，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逆转，我们也是时候发起第二次变革了。

上一次经济体制的变革，还要追溯到1980年。

1980年，“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扩大到6600个，它们的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的60%。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70%。

这是很重要的一次变化。

扩大企业自主权，事实上就是要让企业根据市场变动来自行调节战略，制定企业发展方针，这意味着我们朝着市场的方向，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

但这种做法的弊端也非常明显，那就是简单地放权让利，并没有彻底改变企业的制度。

到了1980年9月，我们首次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承包制。

此后两年时间，家庭承包制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取代了人民公社，农村经济从此气象一新。我们也告别了传统意义上吃大锅饭的日子。

这是我们经济红利的开端，但远不是结束。

从80年代到今天的这一波经济红利，我们可以称之为增量红利，这种经济红利的特点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变革，而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导地位的条件下，把重点放到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方向去。

例如我们的民营企业，我们的市场经济，都是在这样的土壤下滋生出来的。

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成果，让民营经济得以从下而上的成长起来，并且日益发展壮大。

上世纪80年代，我国民营工业的增长率已经是国有工业的2倍，到了80年代中期，民营经济无论在工业生产中还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1978年到1990年的12年时间里，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4.6%，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3.1%。

但随着民营经济的不断增长和壮大，市场经济发挥的重要性越来越高，今天我们所有的问题，最终本质上可能都是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的问题，即二者如何平衡，甚至该不该平衡的问题。

考虑到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甚至是一些独家性，如果不对国有经济进行彻底的变革，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建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系。

换句话说，这样的市场经济体系，可能是畸形的，甚至是半市场的。

为什么要对国有经济进行变动？

答案很简单，为了效率。

引入市场经济最初十几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和效率提高基本上来自于民营企业，而占有经济资源主要部分的一些国有企业不断增长缓慢，甚至效率也有下降的趋势。

亏损企业的数量逐年增加，以致于到1990年代中期，整个国有企业部门陷入了盈不抵亏的困境。

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不佳，势必拖累整个金融体系，其中又以银行系统的呆账坏账最为集中，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银行业将面临极大的系统性风险。

除此之外，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双重体制并存，也造成了很大的权力寻租空间，让腐败蔓延的趋势难以遏制。

在引入市场经济初期，我们实行了双轨制，双轨制促进国有企业做出帕累托改进和为民营企业提供经营条件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反过来，双轨制本身也有缺陷，一个双重体制和双重规则的交织，势必让一些人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获得巨大的“寻租”机会。

在今天就业形势和民营企业经营恶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可能需要让国有经济缩小范围，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

让民营经济参与进来，让市场竞争充分发挥作用，不仅仅可以促进我们的就业增长，同时还可以把价格打下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让财富藏于民，而不是藏于某个特定的行业。

如何界定国有经济应该参与哪些行业，本身也是一个问题。

例如2006年国资委的一份“指导意见”提出，国有经济应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

十六个行业，尽管这只是一份“指导意见”，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十六个行业无疑让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大为收紧，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红利消耗殆尽的局面下，我们需要做的应该是更多放开，而不是更多收紧。

除此之外，国有企业在信贷上，也比中小企业有着天然的优势。

2009年国有银行提供的10万亿元以上的海量贷款，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贷给了国有大企业和“地方融资平台”。

巨额的信贷支持，也反过来加速了国有企业的扩张速度，甚至大举进入房地产业，它们携巨资入场，一定程度上赚走了行业最核心的利润部分。

很多人说国有企业的效率是高于民营企业的，但这一说法本身也存在巨大疑问，先不说二者的竞争起点并不在同一起跑线，仅仅是民营企业所贡献的就业岗位数量来看，二者的差距也很难用效率二字去讲清。

按照1997年十五大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决定，我们最终应该实现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

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谁更重要，这并不是一个问题。

更多的，如果我们需要坚持市场经济原则，坚持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那么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二者就是一个孰高孰低的局面。

在引入市场经济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民营经济对于整个市场的挖掘潜力几乎已经接近于天花板，此刻剩下的行业几乎都是民营经济难以进入的。

为了更大化提高社会整体运行效率，我们最终依然还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相对不那么市场的国有经济，也是时候完成了它的历史价值，可以一步步完善退出机制。

市场一定是多维度的竞争，不是靠着天然的资源优势，这样的市场，是畸形市场，是半市场的状态。

在人口红利渐行渐远之际，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尽可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去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把资源配置利益最大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突破结构性问题，迎来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这不仅仅是为今天，也是为我们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