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今天中国人气最旺经济学家当属两位“张教授”，一位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一位来自北京大学的张维迎教授，两位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但观点完全相反，他们的思想代表着对中国未来发展道路的两种不同选择。以下为蛋先生对两位张教授思想的解读，听完后拜托大家投个票，认同张维为教授的请在评论区打1，认同张维迎教授的打0。

张维为教授是“中国模式”的坚定拥护者，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独特“中国模式”，即强有力的政府，庞大的国有经济，以及英明的产业政策。

张维迎教授则认为中国的崛起与英国、法国、美国的崛起，以及二战后德国、日本，还有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一样，都是基于市场的力量和企业家精神。张维迎教授认为，人类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没有特例，不存在所谓“中国模式”，只有“世界模式”，我们所谓“后发优势”来自于西方过去300年的技术积累。

张维为教授认为，公有制和庞大的国有经济有效避免了我国的贫富分化。他说，在我国连最贫穷的农民家庭都有房有地，每顿至少三菜一汤，而西方国家普遍贫富悬殊，遍地都是流浪汉。张维为教授还说，基尼系数不适合中国，因为中国公民除了工资收入外，土地、森林、矿产等所有自然资源，还有银行、石油、烟草、电力等所有国企的利润都是老百姓的财产，所以中国公民实际上是非常富有的。

张维迎教授则认为，市场化与经济增长是正向关系，与贫富分化为反向关系，即政府干预越多，市场化程度越低，经济发展越慢，贫富差距越大；而市场化程度越高，民间自主性越强，经济发展就越快，民间普遍富裕。

比如今天中国经济最发达，贫富差距最小的城市是深圳，而发展最慢，贫富分化最严重的城市都在东北，一个小小的深圳，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东北三省的一半了，这就是市场的力量！而深圳恰好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民营经济最繁荣的地方，东北则是国有经济占比最高，市场化程度最低的地区，实际上全国，全世界都是如此。

又比如，中国封建王朝走不出300年的宿命皆因“重农抑商”。由小农经济走向地主经济（又称农场经济）是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繁荣的工商业消化了大量失地农民，有效化解了社会危机。但中国历朝历代都把“重农抑商”视为国策，一方面无力阻止农村土地兼并，一方面又极力抑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朝廷垄断了一切有利可图的商品和行业，如盐、铁、铜、烟草、茶叶、酒等等，导致大量失地农民失去生计沦为流民。实际上除了工商业发达的宋朝亡于蒙古入侵外，其他王朝皆亡于流民造反。

张维为教授认为，中国的高速发展得益于英明的产业政策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而张维迎教授却认为，所谓产业政策就是计划经济的改头换面，人类所有计划经济的尝试都失败了，把经济发展的主导权交给少数官员只会导致权力寻租。

张维迎教授说，经济发展的动力来自科技创新，而创新是不可计划的。人类历史上所有科技创新和产业革命都是不可预见的，30年前没人预料到今天的新兴产业，今天我们也无法预见30年后哪些技术，哪些产业将引领世界。官员们不是神，都是普通人，无法对创新做出预见，从而提前计划，只能通过市场竞争来才能推动科技创新。他还说今天但凡受政策干预较多的行业大多奄奄一息，干预较少的行业大多健康发展。

回顾人类历史，苏联和东欧搞计划经济导致腐败横行、贫富分化，最终都走向了灭亡，今天依然实行计划经济的拉美某小国和东北亚某小国则沦为世界上最贫穷，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又比如印度独立后一直学苏联的计划经济，结果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缓慢，直到莫迪上台后推进市场化改革才迎来快速发展。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阿根廷，1860年刚独立的阿根廷采用市场经济模式，短短35年就超越欧美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而一战后阿根廷开始强化政府干预，大搞国有经济，结果沦为失败国家。米莱上台后拨乱反正，精简政府机构，推行市场化改革，短短一个月阿根廷对外贸易就扭亏为盈，股市更是扶摇直上，涨了2倍多！

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张维迎教授认为这种优势只适用于不惜一切代价的政治和军事领域，在经济和科技领域集中力量办大事往往导致巨大浪费。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做一个“山寨型国家”就必须通过市场竞争来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否则永远只能跟着发达国家屁股后门捡现成的技术。

张维为教授和他的支持者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就是利益关系，遵循丛林法则。而张维迎教授和他的支持者则认为，国际关系和人际关系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靠利益维系的国家关系是脆弱的，只有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上国家关系才牢固。

张维为教授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在于强化“中国模式”，充分发挥体制优势。而张维迎教授则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在于深化体制改革，即法制化、市场化改革，强化“中国模式”对内误导国民，自毁前程，对外误导世界，引发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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