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浙大《中国A股上市公司创新指数报告》研究课题已经持续十年，在此期间，郭斌教授及其团队解决了大样本公司创新量化难题，并不断拓宽创新量化指标边界，力求多维度全方位展现中国上市公司的创新实力，同时，为企业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更多基础数据和解决思路。

来源 | 经理人杂志

文 | 李启辉

上市企业已经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之一，其在创新领域里的投入，无形之中推动我国朝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方向前进。

那么，如何衡量企业创新领域的表现，特别是涉及到大样本企业时，能够针对各个企业的创新表现进行评估？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郭斌教授①及其团队自2015年起，便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大量公开、客观的数据，通过算法驱动，逐年编制并发布《中国上市公司创新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解决了大样本企业客观地量化创新这一难题。

如今，该创新课题已经持续了十年之久，《报告》也从最初的关注大样本企业量化创新，到逐步拓展至专精特新、数字化、国产替代、企业韧性等专题领域创新的深度分析上，不可否认的是，创新指标的具象化正在不断加深。

值得注意的是，创新之路永不止步，对于创新活动的观察视角上也应当与时俱进。郭斌教授表示，除了关注企业自身硬实力创新之外，也会综合考虑软实力代表之一“ESG”、新生事物“数据资产入表”等维度的内容。

量化创新大有可为

《经理人》：2015年起，便开始发布《中国上市企业创新指数报告》，您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做这件事？

郭斌教授：中国整体从强调制造转向创造，创新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若是能通过量化的方式，呈现中国公司在创新方面的发展动态，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企业的创新态势，甚至可为中国制造的转型提供帮助。

另外，各个国家普遍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在创新的量化上也做出了一些努力，但是在针对大样本企业中，由于涉及多个维度，不同维度的权重亦有所不同，以往这些维度、标准的确立大多数是基于一些专家的主观判断，这有可能会带来主观认知偏差。其次，大样本覆盖成千上万个行业领域，鉴于专家知识储备的局限性，导致基于专家的主观判断来实现量化创新变得极其困难。

或许可利用完全客观的数据，不涉及任何个人主观的判断，通过算法驱动，以此解决大样本量化创新的难题。这种方式既可以保证结果的客观性，又能充分体现其可复制性，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同样的算法，基于公开的数据来实现创新的量化。

《经理人》：基于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这些《报告》，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郭斌教授：最初，通过量化的形式呈现出中国公司的创新变化趋势时，考虑更多的是从产业、区域角度出发，了解不同产业、不同省份、不同城市之间的企业整体创新趋势的变化。

随着创新研究课题的不断深入与持续积累，这些量化数据除了可以满足最初的创新研究课题之外，也可以适用到其他众多场景。比如，一些金融机构在评估公司的内在价值、筛选投资组合时，创新会是他们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些量化的创新数据会引起他们的兴趣，为他们的价值组合、投资组合提供借鉴；在学术研究上，常年积累的量化创新数据可为学术研究提供一些帮助。

创新区域性集聚效应明显

《经理人》：在过去的十年里，创新“势力+效率”维度背后的中国产业经历着怎样的发展变化？

郭斌教授：从总体的趋势来看，可以发现中国公司整体在创新，不管是创新势力，还是创新效率，随着时间的推进，都有着明显的提升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创新的集聚也逐渐变成了一种趋势，譬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这类一线城市的创新集聚现象越来越突出。这些区域集聚大量的创新能力，即可以加速创新的发展，又可加速创新资源的聚集，表现出一定的虹吸效应。

创新的集聚效应也带来了区域性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分配不平衡等方面的影响。不过，在前面创新区域的带动（如竞争带动、溢出效应带动）下，结合中国公司整体在创新，不用过于担忧创新集聚带来的负面影响。

《经理人》：在《报告》中有重点提到区域性创新分析，您可否谈谈浙江省近些年来的产业变化，以及优秀的企业典型案例？

郭斌教授：浙江省整体的发展相对比较均衡。最近五年来，可以观察到浙江企业整体在创新驱动的发展方式上，走得比以前更快、更平稳，甚至涌现出一批批优秀的企业，而且这种创新驱动的转型升级还在不断地发生，给未来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在此期间，我觉得浙江省表现最突出的企业当属海康威视。海康威视从最早的视频压缩板卡起步，逐步延伸至安防产业，再到现如今的构建以物联感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核心的智能物联（AIoT）技术体系。

海康威视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在创新能力上的大量资源投入，同时在战略上也做得非常出色，能够抓住技术迭代的关键时机，在创新浪潮到来之前抢占先机，并迅速发展，最后逐渐发展成为全球领先企业。

《经理人》：《报告》指出，创新效率与创新势力的均衡发展整体有待提升，不过，以镇江、郑州、杭州为首，创新效率、创新势力整体表现较好，这三个城市在均衡度上为何可以脱颖而出？

郭斌教授：均衡性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其一，与该区域上市公司数量存在一定关系。比如，北京、上海、深圳的上市公司数量非常多，导致了他们之间的离散性就非常高。一般来讲，相对均衡的区域，它的上市公司往往处在一个适中的数量。

其二，与产业结构相关。这个取决于当地上市公司的产业结构分布，有些产业因其自身结构需求，迫使公司在创新效率、创新势力两者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但另一些产业可能纯粹是效率导向或创新势力导向，导致它们在这两者之间有所侧重。

其三，与当地政策相关。如果当地政策相对比较聚焦，而且能够保持长时间跨度的稳定性，这样更容易去引导当地公司朝着政策设计方向去转化。

聚焦数字化、国产替代

《经理人》：基于《报告》，2024年哪些行业对数字化的重视程度有着明显提升？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郭斌教授：对比2023年，今年专用设备制造业数字化关注程度上升趋势非常明显，甚至超过互联网相关服务业，这主要和以下三方面的因素有关。

第一，由于技术复杂性比较高，对于承接数字化应用来讲，它的难度要比传统制造业相对容易一些，而且很多专用设备领域本身与电子信息技术密切结合，所以，它在承接数字化应用时有着一定的先天优势。

第二，专用设备会嵌入到众多业务应用场景中，作为这些业务场景的核心环节之一，企业在考虑实现降本增效时，专用设备的天然数字化优势将更容易成为企业的选择。

第三，地方、行业都在聚焦先进制造业，包括升级或转型至数字化工厂、智能化工厂。在这个过程中，专用设备跟数字化技术的叠加几乎成为了他们的不二之选。因此，随着政策的持续推动，以及企业自身发展需要，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数字化关注度愈发彰显。

《经理人》：您认为传统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到哪一个阶段？未来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提速？

郭斌教授：中国企业整体数字化水平还处在早期发展的阶段。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在数字化上存在许多认知误区，如将数字化简单理解成为只要安装软件或系统，就能够提升企业的效率、绩效等。

但是，数字化转型的背后实际上是数字技术、业务以及组织管理三方面的完美融合，这将决定一个企业能不能真正实现数字化转型。从组织管理角度出发，数字化对企业的管理能力、员工意识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没有达到这些门槛要求，企业很难发挥其数字化系统的优势。

换而言之，中小企业首先要把基础管理能力增强，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数字技术的作用。传统行业企业还需要在认知上做一些突破，而像通信、计算机等行业具备天然数字化优势，接下来的挑战是将数字化应用从企业运营转向与业务场景进行融合，因为不同的业务场景，对其数字化战略、数字化系统、数字化能力的要求有所不同，而且背后都非常依赖对业务、数字化的深度理解。

《经理人》：基于《报告》，样本企业对国产替代整体关注度如何？什么行业对国产替代关注较为明显？

郭斌教授：国产替代是一种长期发展趋势，这跟外部环境变化关联性较高，这次《报告》中样本企业对国产替代整体性关注度与以往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异。

从行业来看，仪器仪表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对国产替代关注度排名靠前，体现出了不同行业对国产替代关注度有所不同。一般而言，产业链上游或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国产替代关注度更高。

《经理人》：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国产替代整体表现如何？对于半导体芯片行业的国产替代情况作何评估？

郭斌教授：国产替代大多数以点状形式发生的，即沿着整个产业链或技术链，有不同的公司在不同的节点上进行国产替代，所以要呈现出整个行业的国产替代尚需一段时间。

在半导体芯片产业的国产替代存在较多争议，如资源投入未体现真正的作用、过度竞争等。然而，从另一个维度来看，国产替代给这些公司提供了机会。在未提及国产替代以前，尽管这些公司实现了点状突破，按照市场化逻辑（如成本优先、技术优先等），他们的产品很难有被应用的机会。国产替代之后，出于供应链安全考虑，下游客户愿意给他们机会去证明、迭代改进等。因此，国产替代给这些完成技术突破的企业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遇。

若是就财务意义上而言，这种方案并不是最优解。类比国内高铁，表面造成的资源浪费、重复竞争可能是一种必要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产业安全层面来出发，这种代价值得。不过，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现在还没有一个很好、很确定的答案。

或纳入ESG和数据资产入表

《经理人》：未来，在这份《报告》的延续上会不会做出较大的改变，届时会选择哪些方面作为聚焦点进行切入？

郭斌教授：首先，为了确保报告以及数据的持续性，会延续这份《报告》以前的结构。其次，可能会把ESG、数据资产入表两个维度的内容纳入明年的报告当中。

关于ESG维度，根据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到2025年，ESG披露可能会成为一个标准的规范要求，意味着ESG披露将逐步常态化，可为研究提供大量的数据支撑。

此外，无论是在推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上，还是适应接下来的全球竞争，尤其是贸易摩擦不断加剧，海外对中国企业采取的措施不再局限于传统方式与手段，致使ESG成为企业竞争工具的概率大幅增加。中国企业能够未雨绸缪，在ESG方面提前规范化，更符合企业全球化发展趋势。

关于数据资产入表维度，近年来，中国产业数字化程度显著提高，数据资源对于企业的价值创造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企业正加速数据资产入表，今年来已经有20余家企业开始数据资产入表动作，接下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跟上。考虑到数据资产作为数字化驱动发展的底层关键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未来，数据资产入表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

① 郭斌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学系主任、浙江大学-剑桥大学全球化制造与创新管理联合研究中心中方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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