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睿见Economy

《财经》年会2025：预测与战略暨2024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于12月13日-12月15日在北京举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出席并演讲。

刘俏在演讲中表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高，GDP的增速就相对会高一些。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在于在未来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因为增长是解决一切问题最有利的手段，尤其在目前这样一个阶段。

他指出，投资强度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之间是一个非常强的正向关系，未来我们还需要再去寻找能够帮助我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投资领域。

未来我们聚焦什么样的关键行业？刘俏表示，要投资科技革命催生出的新节点行业，这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掣肘的领域

由此产生的政策启示：中国从因变量变成自变量。

“我们习惯了讲，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变局，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几层叠加，很困难。在这个思维方式上，我们大概把自己总是当成一个因变量，外部环境风吹浪打，我怎么样去应对。但是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球经济或者是全球治理的一个自变量。占全世界增长30%，制造业占全世界30%，而且其中全球制造业18个百分点是中国制造的，而且供外国市场来用。这种情况下说你是一个因变量，你对全球政策或者说全球化的演进本身没有影响力，没有一定程度的决定力，这是一种思维的定式。”他说。

怎么做好“自变量”？刘俏表示，要做到以下几点：

1．科技-金融-产业的高水平循环。

刘俏指出，想要做到科技创新，研发就变得很重要。

“因为在全球价值链分布里面我们处于中下游，我们的上游程度非常低，这样容易受制于人。没什么别的一些窍门、捷径，只有通过长年累月的研发投入。”他说。

看到中国政府高度重视，我们的研发强度在过去将近30年时间里一直是线性上升的趋势，去年达到了GDP的2.64%，但是远远低于美国的3.3%，低于日本的3.4%，低于韩国接近5%的比重。未来我们在这里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此外，还要重视基础研究。基础研究现在只占到整个研发的6.65%，必须大力提升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怎么改变？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超常规地调节，我们的财政政策在部署方面能够做一些支持，中国的基础研究的经费能达到美国将近1万亿人民币的水平，提高4倍到5倍，这一点要能做到。

2．大力增强对可持续发展与数字经济的投资强度。

刘俏表示，针对一些关键领域，形成未来产业的重要领域，保持投资强度。

刘俏表示，我们预测数字经济增加值2030年将达到总量经济的30%，其中产业数字化带来的增加值有很大弹性空间。

3．经济再平衡。刘俏指出，我们的消费太低，居民消费率38%、39%，相较于发达国家58%的水平，美国接近70%的水平，我们确实有很长的路要走。

“消费起不来，不可避免落入到产能过剩或者是产业政策的指责。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太低。怎么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包括一些财政政策的配套，最终让我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能够提高，这一点其实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他说。

4．中国的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有一个18%的差距。

数据显示，我们有2.6亿人居住在城市，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对等的公共服务，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对等的公共服务，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很难以平等户籍人口来对待，长期形成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也会带来收入上达不到自由状态。

怎么消除18%的常住跟户籍人口的差距，可能是未来我们的一个政策目标，意味着我们的户籍制度改革，意味着农村土地的制度深化改革，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彻底市民化方面要做大量这方面的投资，公共服务体系在保障居民收入方面，保障居民的社会保障方面去做大量的投资。一方面跟保持投资强度、提升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契合。另一方面，也确确实实能够增加居民未来的可支配收入，对我们提振消费是有价值的。”他说。

5．将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施力重点逐渐从生产端向需求端和最终消费倾斜。

我们现在讲到积极的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超常规调节，我建议我们的思维方式需要做一个大规模的转型，从过于强调生产端跟产出端，向消费端、最终需求端做倾斜。

“明年的赤字、明年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多少不重要，关键是钱用在什么地方”他说。

比如把钱投入到基础研究，我在高校，把基础研究的经费能够增加3倍到4倍，达到美国的水平，大家可以考虑。

另外，低收入居民的转移支付，效果应该非常好。城市的公共服务体系，让流动人口能够彻底市民化，也会带来很大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

“中国现在有1.7亿人异地打工的流动人口，如果真正拿到城市户籍，消费大概能增加1万亿人民币。我们去年消费是47万亿，基本上能够提高2个百分点，消费拉动整个GDP增长的70%、80%，单一政策本身能拉动1个百分点GDP的增长，这种政策本身效果非常好，也可以利用到我们的财政政策。”他说。

刘俏还以中国的股市为例，据他统计，去年年底整个上市公司应收款的总量达到8.3万亿，过去三年年均增长1万亿人民币。

“假如有一个财政上的专项计划来化解应收款，可能是三角债了。如果我们化解1万亿人民币的应收款，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流增加1万亿。应收款反映在利润里，但那是假利润，因为没有现金流，这种情况下相当于企业真实的利润可能增加了1万亿人民币。我们现在16倍的市盈率，如果这个逻辑通，相当于我们整个市值提高16万亿，这样一个单项举措能提高600个点的上证指数，何乐而不为。”他说。

他最后表示，财政政策需要一些创新的政策工具，需要摆脱思维定式，做一些大胆地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