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数据流通特别是跨境流通的制度可考虑“赋权立法+行为规制”结合模式，从专门立法走向综合立法，建立相应的监督和应急机制，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安全事件，确保数据跨境流通的安全可靠可控。 ]

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当前，数字经济在提升创新能力、缓解融资约束、降低创新风险、改善要素配置效率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能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关乎经济运行的效率与质量，还广泛影响到社会福利、科技创新、生态资源保护等多个方面。

2024年12月11~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会议还提出“要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开辟未来产业新赛道，广泛应用数智技术、绿色技术，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这些政策信号预示着数字经济将迎来多重政策利好，包括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数据制度建设、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

会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加快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认真解决数据跨境流动、平等参与政府采购等问题，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等具体要求，其中数字贸易、数据跨境流动等是实质性推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关键抓手。这些都相较于之前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政策定位和工作部署上有了更为明晰且具体的任务，进一步把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明确方向、关键抓手、具体任务以及制度保障等作为一个系统集成起来，注重各项宏观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一致性效果。

具体讲，基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将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深远影响。它将通过提升创新能力、缓解地区融资约束、降低创新风险，以及改善要素配置效率，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统一了思想、对齐了方案，不仅为政府及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绘制了路线图和施工图，也为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具体营商行为提供了指向和具体着力点。

譬如，下一步可以考虑，在数字产业化方面聚焦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产业数字化重点关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健康发展。在数字化治理方面，加大对“数字技术+治理”应用场景的开发和开放，推动数字化公共服务的广泛应用。在数据价值实现上，关注数据价值实现的动态全过程，包括数据采集、标准制定、确权、标注、定价、交易、流转和保护等环节。为此，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扎实展开。

在发展方向上，其一，要大力发展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释放数字经济市场需求已经成为来年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重要内容，政府和产业层面的数字化升级需求将驱动数字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特别是在基础建设、社区医疗、基础教育等领域，精细化、规范化的数字需求市场有望率先成型。其二，国际合作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应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实数字经济领域成果，在多边和区域框架下深化数字经济交流与可持续发展。

在发展动力上，数字经济的驱动力主要源自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不断迭代升级的新商业模式。中国数字平台企业凭借强大的创新力、独特商业模式及广泛的应用场景和超大规模市场，在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健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这一基础关键作用将进一步凸显，与此同时，优质的数字平台企业也在积极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努力在海外市场中寻找新的增长点。借助国内数字经济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数字产业集群的不断优化和完善，我国平台企业出海竞争的创新力与抗风险韧性越来越强。

当然，其中也面临诸多新调整，特别是基于全球重要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审查和法律审查方面的挑战，譬如对于数据跨境安全审查、数字贸易规则有待进一步健全等方面的挑战，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尤其是在数据跨境流通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年增长的时代背景下，促进数据跨境互联互通的双多边合作将持续开展，为中国数字经济企业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

在发展保障上，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策和金融的支持。会议提出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广泛运用数智技术。一方面，需要加快数据制度建设，包括数据资源会计准则和数据要素市场规则的建立，为数据资源进入企业财务报表打下基础。另一方面，需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市场规则，加快政府、产业各层级的“横向打通、纵向贯通”，打造新型的数字化生产关系。

在发展制度支撑上，基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核要求安全问题任何时刻都不能忽视，安全是发展的保障，特别是在数据跨境流通关乎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等基础核心安全的现实挑战下，如何有效落实既促进数据跨境流通有效又保证数据跨境流通安全的相关法律制度特别是与数据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已经成为当下必须回应和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为此，须将数据安全价值嵌入整个数据跨境流通制度的设计和实施之中，作为数据跨境流通制度的基座和底线，采取有效的技术和管理措施，保护数据不被非法获取、泄露、篡改或滥用。基于此，有关数据流通特别是跨境流通的制度可考虑“赋权立法+行为规制”结合模式，从专门立法走向综合立法，建立相应的监督和应急机制，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安全事件，确保数据跨境流通的安全可靠可控。

（作者系南开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副院长，数字经济交叉科学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