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同时，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了具体部署，财政政策从“积极”到“更加积极”，货币政策从“稳健”到“适度宽松”。通过打出有力有效的政策“组合拳”，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将更好应对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推动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给力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安排，明年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确保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更加”两个字凸显出财政政策将加大力度，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提供有力支撑。

“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内涵于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之中，这对提振市场信心、促进经济发展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教授李旭红说。

国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夏磊认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有两层含义，一是延续“积极”总基调，通过赤字、国债、特别国债、专项债、税收、补贴、收入分配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逆周期调节、熨平经济波动；二是“更加”表明政策力度会更大，包括此次会议提出的提高赤字率、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等手段。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彦锋认为，近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本次会议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应对当前国内外复杂发展形势、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需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提高财政赤字率”。当前，我国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特别是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举债空间。

“合理扩大债务规模能够充实财政资源，增强财政政策灵活性，提升经济逆周期调节能力。发达经济体通过债务扩张稳增长是常见之举。与国际主要经济体相比，我国赤字率仍有提升空间。”夏磊说。

会议提出，增加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持续支持“两重”项目和“两新”政策实施；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扩大投向领域和用作项目资本金范围。

“考虑到当前市场利率水平较低，要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等债券工具，对社会资金进行更好跨期配置，以提高社会资金效率。”白彦锋说。

李旭红认为，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可以进一步提升政策的有效性，精准聚焦与高质量发展及民生相关的重点领域，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效能。

货币政策发挥双重功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这是时隔10多年，货币政策取向再次改为“适度宽松”。

“货币政策定调‘适度宽松’，较此前的‘稳健’更为积极。”夏磊认为，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一定不利影响，货币政策主动作为积极应对不确定性挑战。同时，通过加大政策逆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当前，我国实际利率水平仍然不低，总量政策仍有较大宽松空间，新设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将持续发挥作用，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共1个百分点，释放长期流动性约2万亿元，并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开展国债买卖操作，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专家认为，从总量上看，有力度的降准降息可期。

“预计2025年，货币政策力度将进一步加大，总量政策更宽松，进一步降准降息。”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院长罗志恒说。

今年以来，央行先后开启国债买卖、买断式回购、“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等政策工具。罗志恒认为，一方面，是为了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推动货币政策框架逐步转型，从数量型转向价格型。另一方面，是为了积极配合财政政策，发挥协同效应。“预计2025年货币政策工具箱会进一步充实完善，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也更加紧密。”

协调配合增强政策效能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打好政策“组合拳”。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贸易、环保、监管等政策和改革开放举措的协调配合，完善部门间有效沟通、协商反馈机制，增强政策合力。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统一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统筹政策制定和执行全过程，提高政策整体效能。

这就要求，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等方面都要加强协调配合，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各部门之间要加强协调配合，增强政策合力。完善政策工具箱，系统集成推出一系列逆周期调节政策。”夏磊说。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需要深化重点领域改革。财政部提出，要统筹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及早谋划、落实落细各项财政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宏观调控效能，有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各种复杂的国内外问题叠加影响宏观经济，财税体制的纵深改革也面临着更大挑战，需要突破系统集成的难点。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在不断增强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的基础上，财税体制改革还需要相关的产业政策、社会政策予以协调，从而促进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更大效能。”李旭红说。

罗志恒认为，要充分利用化债腾出的时间窗口，构建债务管理的长效机制与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要以改革促发展，放大政策效应。平衡好短期与长期、稳增长与防风险、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关系，更好发挥宏观政策调控作用。”夏磊说。 （经济日报记者 曾金华）

（责任编辑：符仲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