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沁仪

至2024年，全球范围内已有近150个国家明确提出碳中和愿景，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共同承诺迈入新阶段。主要经济体不仅将新能源产业发展和清洁能源技术创新视为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手段，还将其视为未来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国际竞争的核心已经转向以低碳经济为导向的绿色产业竞争。

全球新能源产业格局及美欧角色

全球新能源产业正展现出迅猛发展与深刻变革的总体态势。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所发布的《2023年可再生能源》报告，2023年全球范围内的新能源新增装机容量相较于2022年实现了50%的显著增长。与此同时，绿色技术的持续进步突破传统资源限制，正逐步重塑全球能源的生产模式。大国新能源政策竞争如今呈现出战略性（发达国家常复合能源与安全考量）、综合性（包括多种政策方式）、规范性（“绿色”议题被工具化现象显著，大国战略竞争逻辑压过市场逻辑）等特征。

从美欧政策比较的角度出发，美国的政策体系中明确包含了扶持本土制造业的条款，例如，仅允许在美国本土生产的电动汽车享受税收减免优惠，这体现了其较强的本土产业保护主义倾向。相比之下，欧盟则更加侧重于构建一个全面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以促进整个绿色产业链的健康发展。现阶段美国的绿色产业发展政策强度高于欧盟，在特朗普上任之后，美欧绿色产业竞争或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美国的政策转向可能引发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影响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关系，也会影响到欧盟成员国以及主要能源企业的决策。

美欧对华新能源政策的变化趋势分析

中美欧新能源产业政策之间存在复杂竞合关系。近年来，中国在新能源相关领域产业的快速发展，打破了传统能源产业的全球分布，主要国家对华新能源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大国竞争和国际局势动荡背景下，欧洲采取了一系列打压中国新能源发展的措施，这一趋势自2022年以来有所增强。欧盟对于中国的竞争和对抗主要采取的手段包括：征收反倾销税和进行投资审查；利用《关键原材料法》等规则，致力于对中国“去风险化”；完善内部新能源支持机制，与中国在技术等方面展开竞争；利用现有的国际制度和高标准要求约束中国的新能源发展。

美国方面，历任政府各自采取的方法不同，但均提倡能源独立以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整体来看，民主党政府侧重于通过全球战略成为能源领域的全球领导者，热衷通过发展新能源以实现能源安全，同时打压外国企业；而共和党政府则更偏重于利用传统能源，实现清洁煤炭产业的现代化转型，专注国内产业发展。与欧盟注重规范性的政策方向相比，美国在绿色产业竞争中整体展现出更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

当前，美欧绿色产业政策影响机制主要包括标准扩散、产业关联和准入限制等。美欧对华新能源政策呈现出“传统-非传统-传统”贸易遏制手段的阶段性变化。传统技术贸易壁垒，采取的是直接针对产品本身的限制政策，通常具有极高的辨识度。非传统技术贸易壁垒，根据政策针对的对象，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以相关技术的全产业链为竞争对象，通过控制上游供给实现对产业链的控制；第二类，对相关技术全产业链进行溯源，通过审查产业链中的人权、环境部分，限制相关产品的进口；第三类，对本国产业实行极具优惠和排外的产业政策，以打造本土产业链为名义实行贸易保护。过去十年新能源贸易壁垒经历了从传统向非传统转型，并在近期逐渐回归传统主导的复合模式。同时，美欧跨大西洋绿色贸易及技术联盟的政策呈现出日渐趋同的态势，并利用贸易手段加强全球碳约束，形成“排他性小俱乐部”，加大南北差距，挑战能源正义。

我们的应对思路

从中美欧三方新能源发展的竞合关系来看，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中欧之间的能源关系抑或呈现出新的变化走向。过去欧洲的对华新能源政策长期以来以合作为主基调，双方致力于通过搭建国际平台以推动能源议题合作。但中欧的能源关系也在近年来的合作与摩擦中不断演变。“反对气候变化”的总统特朗普再次当选将极大加剧美欧在绿色产业竞争政策上的分歧，同时为中欧深化绿色合作提供了潜在契机。

面对美欧绿色产业竞争的战略转向变化，中国可以从当前的主要战略政策话语中提炼绿色发展的应对思路：一是以“新质生产力”自身建设为本，拓展中国高质量绿色产品范畴。学界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核心在于以“新”技术与“新”产业促进高质量、高效能发展，其中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新兴未来产业是其主要载体。凭借在教育和科研领域的持续投入，中国在人力资本上与发达国家差距逐渐缩小，并在光伏、风能、储能电池等研发周期较短、资本投入相对较低的领域迅速崛起。此外，依托完整的产业链和集群效应，中国新能源企业不仅在生产制造环节具备竞争力，还有望形成全产业链优势，实现“换道超车”，与发达国家同步竞争。二是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轴构建绿色大国外交和绿色伙伴关系建设。自2016年起，中国通过南南合作已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并动员气候项目资金超1770亿元人民币。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提出了中非双方携手共进的六大现代化发展倡议与十大合作伙伴行动计划，其中着重强调了推进生态友好型现代化建设和绿色发展伙伴行动。三是以“全球发展倡议”为旗帜强化在全球气候治理规则和贸易规则改革中的引领作用。中国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首批缔约国，积极履行国际环境保护责任，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推动了全球环境治理的理念创新。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