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加征关税举措在严重伤害世界经济的同时，对其自身的反噬效应也逐渐显现。美方一些人以所谓“对等关税”为名挑起的贸易战，不仅没能让美国民众看到“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希望，反而令美元长期积累的信用透支与结构性矛盾加速爆发，不断冲击动摇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

4月中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历史学家亚当·图泽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称，美元是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但美国关税政策正在削弱美元在金融市场的影响力和主导地位。他说，当不确定性上升时，投资者通常会涌向美元避险，而现在情况正好相反。

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信用价值，这种信用此前由美国经济稳定性、政策可预测性及金融市场深度共同支撑。然而，本届美国政府政策制定几乎完全不考虑自身应承担的维护全球公共利益的责任。由此产生的后果在于，一方面，贸易保护主义直接冲击国际供应链，迫使贸易伙伴国重新评估美元作为结算媒介的可靠性；另一方面，美国滥用金融制裁工具冻结他国资产的行为，让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美元体系已异化为政治武器。当美国政府将美元结算系统武器化、频繁使用金融制裁时，其货币的公共属性被政治工具属性侵蚀，国际社会对美元体系的信任逐渐转化为对系统性风险的警惕。

这种信任的逐渐崩塌在市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4月以来，作为“全球资产定价之锚”和重要的避险资产，美债和美元行情经历了巨大冲击。4月9日，10年期美债收益率最高涨至4.5%，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升破5%；4月21日，美元指数自2022年4月以来首次跌破99点关口。有分析指出，美元的“过度特权正在消散”，市场开始用脚投票重新配置资产。

美国倚重已久的美元循环机制也逐渐失灵。美元体系的维系依赖于“贸易逆差输出美元—资本回流支撑美债”的闭环，但加征关税举措正在撕裂相关环节。一方面，通过加征关税缩减贸易逆差的举措会导致全球美元流动性供给收缩，客观上迫使多方抛售美债换取美元支付能力，形成“美元荒与美债抛售”并存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美债收益率攀升本应伴随美元走强，但在加征关税引发的市场恐慌中，美债收益率飙升与美元贬值的反常同步，反映出投资者正在将美元与政策风险直接挂钩。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36万亿美元，且增速未见放缓。在这种局面下，加征关税推高通胀预期与债务成本，加剧了市场对美国债务风险的担忧。政策信号的混乱传递，实质上动摇了市场对美元价值稳定性的基本预期，也意味着美元作为全球资产定价锚的地位松动。

与此同时，全球货币体系的多极化转型正在危机中加速。美方一些人推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行径，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调整，迫使各国不断探索非美元结算机制，逐渐形成“绕开美元”的平行体系。这种重构甚至不再局限于受制裁国家，连欧洲、日本等美国传统盟友也在扩大本币结算比例，反映出美元体系的离心倾向已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疏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从高峰时的72%降至57.4%，而黄金储备占比持续新高，这种资产配置的转向本质上是对美元信用贬值的对冲。

美国当前政策面临的困境在于，既试图通过加征关税缩减逆差维护实体经济，又要维持美元输出满足全球流动性需求，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取向正在撕裂美元体系的根基。当加征关税阻断正常的国际贸易循环，美元的国际流通渠道也会随之萎缩；当债务货币化操作持续透支财政信用，美元资产的避险光环必然褪色。双重挤压下的恶性循环正在将美元体系不断推向系统性重构的临界点。

当美国一些人选择用单边主义替代多边合作，用贸易壁垒取代市场规则，其货币主导地位的削弱就成为逻辑必然。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史反复证明：唯有开放、稳定、可预期的经济政策，才是维系货币信用的根本。任何货币的地位需要与其承载的国际责任相匹配，背离这个规律的政策冒险，将付出历史性代价。（本文来源：经济日报作者：连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