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经济形势怎样？”这是与专家访谈、企业座谈、百姓趣谈时常常绕不开的一个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记者会用数据来说话。通过数据对比，可以从中窥见冷暖交织的经济动向、感知数据背后的民生温差。

近日，有人提问，现在京沪津三地消费都是下跌的，为什么与全国的消费景气形成鲜明反差？

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6%，其中3月份同比上涨5.9%，显示全国消费正在回暖。但是头部城市却出现不一样的走势，比如2025年一季度北京、上海、天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下降3.3%、1.1%、2.3%。

专家表示，由于居民收入、市场预期等因素的制约，我国消费增长速度还未达到合理水平。京沪津消费低于全国，反映了中国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分化，消费市场的引领者由一线大城市变成了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市。下一步，要围绕收入、就业、财政、金融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有效扩大消费。

多重因素共同导致京沪津消费下降

为什么京沪津消费会下降？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从消费结构来看，上海大类消费中，通讯器材类表现最好，同比上涨10.7%，其次是粮油、食品类，增速10.3%。通讯器材类消费上涨与落实国家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有关。在所有品类中，上海下滑幅度最大的是汽车类，一季度下降19.1%。

北京下滑幅度较大的同样集中在汽车和通讯器材类。按照北京统计部门的表述，汽车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下降是社零下降的主要原因，一季度，二者分别下降19.9%和24.9%。

天津也是类似情况。天津市汽车类销售额下降20.4%。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许光建指出，在全国消费总体较快增长的背景下，这种情况值得关注。

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看，今年一季度消费回暖可能主要出现在以乡村市场及三四线城市为主的下沉市场，2024年的数据也是这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2023年增长3.5%，其中城镇市场增长3.4%，乡村市场增长4.3%。而北京、上海和天津的城镇化率均在85%以上，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一季度也仅有这三个直辖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为负。

2024年以来，我国及时出台和加力实施了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随着“两新”工作等扩内需、促消费政策落地生效，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促进了消费的回暖复苏。但是，由于居民收入、市场预期等因素的制约，我国消费增长速度还未达到合理水平。

上海财经大学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丁晓钦表示，这种反差反映了中国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分化，消费市场的引领者由一线大城市变成了二三线城市和中小城市。

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

一是人口外流。2024年末北京、上海常住人口分别减少0.12%和0.29%，外来人口减少直接导致消费需求流失。

二是房价与房贷负担。京沪高房价导致家庭债务负担更重，房价下行则导致财富效应的负面冲击，这严重挤压了京沪中产阶层的消费。中小城市因房价低、负债率低，可支配收入的购买力相对更强，消费潜力释放更明显。

三是居民和企业部门预期偏弱。对于居民部门而言，预期收入直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预期偏弱使得居民部门更加谨慎消费，而增加储蓄或者投资黄金等避险产品；对于企业部门而言，物价疲软，企业预期偏弱导致企业也在紧缩开支，减少了消费支出。

四是消费补贴边际效用递减。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去年率先推出消费品补贴政策，耐用品消费短期内往往是一次性的，随着大部分消费需求得到释放，这类政策的效果可能难以持续。

“目前，国家也在积极推动京沪等城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有利于推动京沪扩大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活力。”丁晓钦说。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毛中根说，尽管2025年一季度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全面回暖态势，但是头部城市却出现不一样的走势。

原因有两个。

一是汽车类商品零售市场下行对消费总量形成拖累。汽车类商品销售回落是京沪两地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收缩的主要因素。数据显示，北京市、上海市一季度汽车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下降19.9%和19.1%，主要反映出一线城市终端燃油车市场价格竞争持续加剧及市场需求相对低迷态势。值得关注的是，居民收入预期承压对消费形成制约，2025年一季度京沪两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低于全国均值，其中经营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增速较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明显落差，客观上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

二是消费结构转型升级呈现显著特征。消费需求正经历从基础型向改善型、品质型过渡的结构性调整，服务性消费加速替代商品消费特征显现。以北京市为例，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虽同比下降3.3%，但在信息服务、文体娱乐等现代服务业带动下，服务性消费额实现4.7%的同比增长。从居民支出结构观察，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5.8%，占消费支出比重较上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印证了消费升级对统计指标的结构性影响。

在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城乡消费与人口研究中心主任汪伟看来，这种反差是由多重因素共同导致。

首先，消费前置现象显著。比如北京去年10月因政策刺激增长10.9%，而去年11月社零同比下滑14.1%，今年一季度继续呈现下滑趋势，显示消费时间线明显前移。

其次，消费结构差异和政策效果分化明显。京沪作为高能级城市，消费结构偏重大宗商品和高端服务，比如汽车、奢侈品、高端餐饮等，但这些消费往往受经济下行冲击更大。尽管以旧换新政策带动家电、新能源汽车增长，但政策覆盖面有限，且京沪市场趋于饱和，政策红利释放不及其他地区。反观全国，低线级城市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其消费更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

最后，居民收入增速放缓与消费信心不足。今年一季度，上海和北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4.6%和5.0%，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5%）。与此同时，京沪的房价下跌和股市波动等因素导致财富效应减弱，消费者的消费信心不足，北京市今年一季度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比去年同期大幅降低。此外，近期的外资企业撤离和高收入人群消费收缩进一步抑制了京沪的高端消费需求。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扩大消费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听到最多的声音是要通过大力扩大消费来稳定经济增长。那么，扩大消费到底扩大什么？怎么扩大？

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所长董超指出，在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消费市场对稳定经济增长的意义更加凸显。

具体应该从以下方面来扩大消费。

首先，加大政策对消费的支持力度。在世界需求面临不确定性之际，中国政府围绕促消费扩内需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乘数效应，出台了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政策组合，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加力扩围，将政策覆盖范围扩大至更多品类，有力促进相关产品的更新换代，对有关产品销售产生显著拉动作用。此外，有关部门围绕稳股市、稳楼市、实施高质量充分就业、增加法定假日等重点领域，出台系列政策措施，有力提振了消费信心，为激发消费活力奠定坚实基础。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中国通过政策“组合拳”推动消费市场企稳向好，为纾世界发展之困，稳定世界发展预期作出了突出贡献。下一步，要围绕收入、就业、财政、金融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其次，善用全球供给资源，更好满足国内需求。中国持续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梅奥诊所等国际顶级医疗机构、纽约大学等国际顶级教育机构纷纷到中国设立实体，既满足了我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又向世界释放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制度性红利。通过优化免签政策和退税政策等举措，我国入境消费呈现爆发式增长，带动上海、北京等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提速，催生出诸多全球知名消费IP和网红打卡点。随着14多亿中国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消费势能转化宝贵的市场资源，中国下一步可把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融合发展，推动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再次，坚持创新引领，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我国要致力于通过消费市场创新把市场的蛋糕做大，以消费创新进一步拓展了消费市场的边界，引领产业创新突破世界经济发展瓶颈。中国线上购物、线上娱乐、线上运动等已经成为居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商平台、数字科技公司等加速赋能实体门店，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深度融合，即时零售、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加快发展，有效提升了消费者体验。下一步，可围绕消费者个性化、多元化、智能化、体验化消费需求，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为消费市场提供强大增长动能。

汪伟表示，要从四个方向上着力扩大消费。

一是推动商品消费升级，以“以旧换新”为核心政策工具，通过财政补贴和配套措施覆盖汽车、家电、家装等耐用品，推动存量更新；同时支持国货品牌创新设计，开发具有文化特色的潮品，并吸引国际品牌在华首发新品，打造全球新品首发平台。

二是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扩容，深化文旅融合，拓展低空旅游、冰雪经济等新业态，推动体育赛事、演艺活动与商圈联动；加强民生服务供给，完善社区养老助餐、普惠托育等“一老一小”服务网络。

三是要培育新型消费，聚焦智能家居、新能源汽车等科技产品，加速全场景互联应用。

四是要创新消费场景，通过沉浸式文旅体验、非遗市集、夜间经济等场景增强消费吸引力。

具体的抓手也有四个。

一是统筹财政补贴、消费券发放和税收减免，降低居民消费成本；优化消费信贷政策，提供低息分期等金融支持。

二是着力推进收入分配体系改革，通过提高养老金、最低工资标准等增加居民收入，将惠民生与促消费相结合，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稳定就业市场，稳住家庭的收入来源；稳股市楼市，稳住居资产负债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与消费信心。

三是创新商品和服务供给，通过供给创造消费需求，应着力提升供给质量，开展质量提升行动，深入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完善绿色供应链，促进品牌消费、品质消费。

四是优化消费环境，破除一些对消费不必要的限制；简化外籍人员支付流程，扩大离境退税服务覆盖；加强市场监管，加大对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的打击力度，畅通消费者维权渠道，健全消费纠纷解决机制。

“从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来看，必须把提振消费、促进消费较快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上。”许光建如是说。

毛中根认为，从消费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消费包含消费主体、消费客体与消费环境三要素。扩大消费须建立需求牵引、供给驱动、政策保障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

一是扩大居民消费能力。要着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通过促进就业、提升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等方式，增强居民消费的物质基础，同时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减轻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后顾之忧，释放消费潜力，提升消费信心，让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

二是扩大市场优质供给。需积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深化多元业态融合创新。因地制宜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冰雪经济等新型消费业态，增加高品质、个性化、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以供给创新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点燃经济增长新引擎，激发消费新活力。

三是营造安心消费环境。要强化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加强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物流配送、售后服务等体系，提升消费的便利性和满意度，营造安全、放心、诚信的消费环境。

在丁晓钦看来，扩大消费需要结合整个社会生产过程系统考察。从生产来看，需要有高质量的消费产品供给来满足人民的消费需要，激发人民群众的消费欲望。从流通来看，需要有全链条的消费支撑。从交换来看，需要建设良好的消费环境。从消费来看，要积极增强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动力。一是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完善社会保障；三是扩大民生支出力度。

来源：智库头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