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电子化

原中国银行业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 叶燕斐

过去10多年来，特别是过去5年多来，我国供应链金融迅速发展，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供应链安全稳健运行、推动经济健康成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总量上看，供应链金融总规模超过40万亿元，年均复合成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其中，供应链融资供应方主要是商业银行及非银金融机构；供应链融资的需求方主要是各类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小微工商农企业，供应链利率呈逐年下降趋势，相关金融风险得到较好控制。从结构上看，供应链金融信息服务方主要有三类，即数字科技平台公司、以核心企业为依托的垂类供应链信息服务公司、金融机构控股的依托自身客户优势设立的供应链信息服务公司；从融资方式看，发展最快、占比最大的是应收账款质押融资及以其为依托的各类票据融资；其次是以存货、运输车辆、工程机械、机器设备等动产为押品的抵质押融资；再次是以订单、发票等为基础的信用融资；另外还有以存货、应收账款等组成的动产+权利资产质押池及订单基础的各类混合融资。

供应链金融的长足发展，从宏观上看，主要得益于我国的经济金融的持续稳健运行，以及全球经济金融的基本稳定。从制度层面看，主要得益于各项法律、司法、行政法规、部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供应链金融的稳健发展提供了稳定并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具体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早在2006年《物权法》的制定和实施及多年后《民法典》对相关法律规定的延续，明确了应收账款、存货等权利及动产的法定抵质押物地位，为此后广泛开展的动产和权利融资提供了广泛而坚实的法律基础。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基于《物权法》和此后的《民法典》，出台了涉及动产和权利抵质押融资的相关司法解释和判例，为有效解决相关融资纠纷提供了可预期、时间和成本可控的实施路径。三是基于《物权法》《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动产和权利登记规定（最新版本是《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办法》），建立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国统一且唯一的中心化动产和权利登记体系，极大地提高了登记体系的统一性和便利性，使建立在动产和权利之上的抵质押权的设立、公示、优先权排序、抵质押权行使提供了程序化的实施路径，为高效开展以动产和权利抵质押为基础的各类融资、有效界定和维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正当权益提供了坚实基础。四是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及时出台的各类行政法规和政策性规范性文件，为动产和权利抵质押为基础的供应链融资提供了规范、有序、包容的政策环境。这些规章和文件包括国务院2020年颁布、最近修订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近些年颁布的《关于推动供应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办发〔2019〕155号）《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银发〔2020〕226号）《关于推动动产和权利融资业务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银保监发〔2022〕29号)《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5〕77号）。从外部环境看，数字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数字技术的逐渐成熟、数字经济金融的飞速发展为供应链金融的广泛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物理基础，使供应链金融中各类信息的高效收集、分析和应用，可融资客户的精准营销、精准定价、精准风险控制，金融机构有关融资的前中后台内部程序的高效运转和线上化成为可能。从内生动力看，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对外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了供应链融资的持续扩大的需求，市场利率的逐年下行和利差的逐年收窄，促使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竞争中不断下沉市场，寻找稳定持续有利的供应链融资机会。

尽管我国供应链金融过去10多年取得了世人瞩目令人惊叹的发展，但也要冷静地看到，阻碍进一步发展的一些障碍有待消除，一些风险隐患不可忽视，一些制度短板还要补上，一些新的创新机会不能错过。一是供应链金融中的一些核心企事业单位，如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行为不够规范，延迟确认和拖欠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账款相当普遍，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债务链条甚至纠纷。二是供应链金融中的一些信息服务企业行为不够规范，存在公司治理不到位、经营边界越位、公司运营透明度低、市场监督不足等问题，一些业务运作可能隐含较大的风险。三是高效解决供应链金融中的债务纠纷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机制尚不完备，不利于维护交易各方的合法正当权益及高效处理相关纠纷。四是区块链技术的日益成熟和稳定币的兴起，使供应链金融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风险，既需要审慎研究和监管，也需要包容发展。

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建议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落实好国务院最近颁布的《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一是要继续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扩大投资、扩大消费、扩大总需求的一系列宏观调节政策，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让资金流转畅起来，企业运行活起来，各种生意兴隆起来。二是要着力化解地方隐性债的问题。包括理顺能源资源性产品价格，适当提高水电气交公用事业收费标准，让有支付能力的企业和消费者分担高质量发展相伴随的高成本压力，合理减轻地方政府对公用事业等民生事业的补贴压力，增强地方财力；按照国家财政预算继续加快和扩大地方专项债的发行，为地方机关、事业单位尽早还清对中小微企业的欠款提供财力支持；加强行政监督和审计检查，依法纠正机关、事业单位不合规、不合法行为；将机关、事业单位拖欠中小微企业账款情况作为评价地方营商环境的重要内容。三是要积极探索开展大型企业的环境、社会、治理评价（ESG），将大型企业是否延迟确认对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账款甚至拖欠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账款作为评价企业的环境、社会、治理表现的重要内容。研究制定细化大型企业相关财务信息披露要求，可考虑要求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按季披露所欠中小企业账款情况，包括金额、期限、所欠企业机构名称，让更多利益相关者，如财经媒体、公募基金、私募基金、中小股东更好地监督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四是在责任明确、风险可控前提下，允许金融机构以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所欠中小微企业账款为抵质押，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缓解中小微企业资金运行压力。

第二，落实好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最近颁布的《关于规范供应链金融业务引导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更好服务中小企业融资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25〕77号）。重点是完善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的公司治理。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是某种形式的数字科技平台，其业务范围和内容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社会影响力大，具有跨地域、跨时空性的特点，承担某种形式的公共职能，具备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的属性，面临较大的数据安全风险和垄断风险。因此，供应链信息服务机构的公司治理至关重要。在股份结构上，可以考虑国有+民营的混合所有制；在董事会组成上，可以考虑以代表公众利益的外部董事或独立董事为主，约束企业的行为，确保公司的治理和运行符合大众的期待，同时又保留其创新发展的活力。

第三，探索建立高效便利应收账款融资和动产融资的法律制度和司法机制。一是在立法上，按照民法典的有关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该规定严重妨碍以应收账款为质押和转让的各种融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各种延迟确认应付账款的行为的存在。将来，可考虑参考普通法系的范例，明确债权人转让债权，不必通知债务人，以便利相关融资活动的开展。二是在司法执行上，建立应收账款质押权行使的简便司法执行机制，即应收账款的债权人只要出示相关的债权证明文件，如相关合同、收货单证等，法院即可通知应收账款债务人的开户银行，将其所欠账款划给应收账款债权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需要通过行政机制来督促机关、事业单位和大企业支付中小微企业的账款。三是研究制定相关动产仓储监管的行政规章。目前，涉及期货交易的动产如石油、天然气、铜、铝等的仓储监管已经有了相关行政法规，但一些交易量大、融资需求大的动产如中药材、白酒、葡萄酒、各种干果、水果、轴承等的仓储监管，缺乏相关的行政法规。制定和实施相关行政法规，将有利于相关动产融资的便利化，服务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减少欺诈风险。

第四，研究探索开展以区块链、稳定币为基础的供应链金融活动。当前，稳定币的发展是数字货币发展的一个值得重视的动向。尽管其中涉及的风险还看不清楚，但其便利高效的创新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考虑在先立后破、严格规范的前提下，开展相关试点，以免错失可能的创新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