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薛力

发于2026.1.19总第122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有理由认为，在文明竞合的长周期中

全球南方在崛起是一个趋势，并被全球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但如何看待全球南方崛起的全球意义、整体趋势与面对的挑战，则有不同的看法。

很多人认为，地缘政治竞争依然是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特征，地理因素仍然塑造乃至决定着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的外交方略与外交政策。有些人认为，地缘经济竞争是当今世界格局的主要特征。在他们看来，经济实力是国家实力的物质基础，各国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纷纷把经济问题政治化、战略化乃至安全化。

上述观点为我们观察世界格局提供了两种不同的视角，但没有穷尽看待世界的全部视角。这里提供一种“文缘政治”的视角，即从文明的视角观察世界格局。这一视角认为，文明作为一种人类组成单元，它的规模与国家不同，可能大于或者小于国家，但大型文明体通常大于国家。文明体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在持续上升，世界正在进入文明竞合的时代，这是一个长周期，很可能要持续几十年乃至更长。

从文明的视角看，欧盟、美国所代表的新教—天主教文明圈中的发达国家群体虽然在绝对实力与影响力上依然大于其他文明，但其主导世界的时代正在过去。全球南方国家来自不同文明圈，既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教文明、逊尼派文明等大型文明体，也包括新教—天主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其实力与影响力提升的空间要大于全球北方国家。从这个角度看，有理由认为，在文明竞合的长周期中，全球南方的机遇大于全球北方。全球北方整体上处于影响力与相对综合实力“双下降”的通道上。

全球南方进入加速发展期

文明竞合时代，呈现出以下4个主要特征：

一是文明体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既合作又竞争，合作是主流与基本面，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生态、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但文明体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有可能演化为冲突。

二是文明体依据人口数量与影响力分为三个方阵展开合作与竞争。人口十亿以上的文明体属于第一方阵，包括新教—天主教文明、逊尼派文明、印度教文明与中华文明；人口十亿以下一亿以上的文明体属于第二方阵，包括东正教文明、大和文明、什叶派文明、突厥文明，可能还包括高丽文明、孟加拉文明、马来文明、旁遮普文明等；人口一亿以下的文明属于第三方阵。

三是各个文明体对内强化文化认同，并依据文化相似度推行圈层外交。价值观外交是其变种。

四是世界大战不大可能发生，这主要因为核武器的存在。但在激烈竞争的地区与领域，竞争可以演化为冲突甚至战争。这些局部战争包括代理人战争，特别是在不同的文明体之间。冲突可以以新形式展开，包括网络战、金融战、太空战、设置科技壁垒、构建排他性自然资源俱乐部等。

明显的事实是：南方国家来自不同的文明圈，而北方国家的绝大部分来自新教—天主教文明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通常被看作北方国家，其38个成员国中，只有日本、以色列、土耳其与韩国不属于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如果从新教—天主教对国家内政外交的影响看，韩国属于“准基督教国家”。

基督教包括新教、天主教与东正教三大流派，其中东正教源自东罗马帝国，天主教源自西罗马帝国，两者在教义、仪式、语言、政教关系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同，成为两种文明。新教是天主教改革的产物，两者关系密切并构成新教—天主教文明，其分布地区包括北美洲、南美洲、欧洲、大洋洲，并在这些地区占主导地位。此外，在若干非洲国家与少数亚洲国家，新教—天主教文明也占主导地位。

新教—天主教文明是全球分布最广、综合实力最强的文明，这一点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其中位于“勃兰特线”以北者属于北方国家，通常是发达国家(独联体国家除外)。位于“勃兰特线”以南者则属于南方国家，构成全球南方的一部分。

美国是实力最强大的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也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体现了其不同于欧洲的外交理念与全球治理方式。其主要做法是通过“国际制度+军事同盟体系+全球军事基地网”的方式来领导世界。

不过，2015年后美国快速地从唯一的超级大国与世界领导国演变为“普通大国”。这有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是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2008年华尔街金融精英们制造的金融危机殃及全球，某种程度上昭示着美国已经从“全球经济的发动机”变为“全球经济的麻烦制造者”。主观上是新孤立主义的兴起。孤立主义在美国有深厚的传统，以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都不能让美国放弃孤立主义。

珍珠港事件是美国放弃孤立主义的关键转折点，加上二战结束时超强的国力，使得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使得美国反思自己的全球角色地位，结果是美国两大党派都不愿意美国继续像以往那样在全球发挥领导作用。两党的差别在于，民主党致力于构建一系列小院高墙，把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不受其待见的国家排除在外，也放弃了“改造穆斯林世界特别是推行大中东民主化”的方略，并从阿富汗撤军；共和党在“特朗普主义”的主导下，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注重的是美国本土与美国人的利益，特别是本土中下阶层白人的利益，为此强调振兴美国制造业，推行与盟友、伙伴的“对等经济关系”，要求盟友、伙伴在本国与本地区的安全事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美国自身则在全球性组织中力求少承担责任与义务。

欧盟是典型的“新教—天主教国家俱乐部”，贡献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大部分(22个)。但欧盟作为成熟经济体，经济发展缓慢，科技领域创新动能不足，人口出生率低下，希望通过移民解决劳动力短缺却又面临文化间的摩擦，对吸收外来移民特别是穆斯林移民的态度越来越谨慎。整体上，欧洲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变成一个“僵滞”的板块，表现为：文化上趋于内缩(inward)，经济上缺乏活力，科技创新乏力，军事上离不开美国的保护，战略上缺乏自主，只能期待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但步履蹒跚。

大洋洲中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是典型的新教—天主教文明圈国家与发达国家。其他14个大洋洲国家虽然人种与这两个国家不同，有自己的语言与本土原始信仰，但这些国家里新教—天主教文明的影响也比较显著，可以列入新教—天主教文明圈中的全球南方国家。

与美国相对衰弱、欧盟“僵滞”相比，新兴经济体所在的全球南方阵营则进入加速发展期。

2000年以来，全球南方经济增速持续超过发达经济体，2015年至2024年的平均增速为4.03%，高于发达经济体的1.95%。这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发达国家，2022年为发达国家的1.4倍，按市场汇率换算的GDP也达到发达国家的73.6%。

根据世界银行(2023年)的数据，以购买力平价计算，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超过60%，其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贡献显著。2025年，全球南方的货物贸易额全球占比则达到45%，制造业的全球占比亦接近45%。

普华永道在2017年发布的《2050年的世界》研究报告认为，基于购买力平价测算的GDP，2015年以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和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七国(E7)首次超过七国集团(G7)，到2040年其经济规模将是七国集团的两倍，2050年世界前七大经济体中将有六个是现在的新兴国家。

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俄罗斯等都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成员，它们分别属于中华文明、印度教文明、天主教—非洲—印第安混合文明、新教—非洲混合文明、马来文明、东正教文明。全球南方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跃升至80%左右。中国作为全球南方与新兴经济体的代表，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量的30%，远高于全球其他国家。中国还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与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人均GDP为1.34万美元，已经很接近世界银行1.4万美元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目前为止，全球发达国家人口数量不到10亿。而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到即将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为全球南方展示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将有力强化全球南方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信念。

从经济实力的角度看，以美欧为代表的北方国家主导全球经济的时代正在过去，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与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分量在持续提升，超越全球北方是大趋势。

有必要指出，逊尼派文明由于缺乏核心国家，加上语言上的差异，可以分为不同的次级文明——如马来文明(包括印尼、马来西亚与文莱)、孟加拉文明、旁遮普文明等——从而成为文明竞争第二方阵的事实成员。

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挑战

全球南方的崛起固然是大趋势，但在进一步提升实力与影响力的过程中，也面临许多挑战。其中首要挑战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

欧洲是欧亚大陆西部的一个小半岛。过去五百年里，新教—天主教文明从主要存在于欧洲的区域性文明体发展为全球秩序的主导力量，这是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新教改革等多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

从文明视角看，宗教改革是一个关键变量，不但导致了新教各派的诞生，也促成了天主教以特兰托公会议为标志的现代性改造。从个体层面，宗教改革导致人的权利意识从神本到君本再到人本的转变，人本主义与个体理性得以张扬，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现代性框架下的理念得以普及，并成为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从国家层面，宗教改革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国家政权的特征从神权到君权再到民权的转变。

政教分离、主权平等、三权分立、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等是上述变化的逻辑延伸，二战前的“欧洲中心”现象则是其逻辑结果。美国的立国理念是清教徒精神，并衍生出孤立主义、例外论与山巅之城等美国式的政治理念，它们与源自欧洲的民族主义、自由、民主、政教分离、三权分立等理念相结合，在个体层面催生了强调个体奋斗与个人成功的美国梦，在国家层面则催生出联邦制、总统制等政治制度设计，以及门罗主义、十四点建议、四大自由等政治与外交理念。以这些理念为基础，加上二战结束时压倒性的经济军事实力，美国牵头构建了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美国的全球角色由此确立。

这是欧美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改造并加以操作化的大致轮廓。不同文明圈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途径不同，但“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是普遍规律。对传统文化固守不移者难以实现现代化，这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对于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并加以操作化，是实现经济社会长远、稳定发展的关键，是比发展经济更大的挑战。

对中国来说，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证明了中华文明的韧性与强大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成效也再次证明了这一文明的适应力与生命力。但是，如何重建官方与民间都坚信并身体力行加以落实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价值观体系，依然是一个有待完成的艰巨任务。为此，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政府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对印度来说，实现国家复兴的途径是通过庞大的团家族(SanghParivar)来推行与大力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教固然是南亚次大陆各种文明的底色，但这个次大陆已经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区域，除了印度教，还有伊斯兰教(主要是逊尼派)、佛教、耆那教、锡克教、基督教等教派存在。民族主义是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动员与团结本族群，培养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自信，从而促进族群的稳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民族构建的过程中通常需要树立一个他者作为对立面。莫迪政府的做法是将穆斯林树立为他者，而这个群体在印度国内有两亿人口，分布在多个邦。因此，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影响印度作为联邦制国家的稳定性，削弱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而印度教根深蒂固的等级制特征，也与现代性框架下的人本主义相冲突，限制了个体理性的发挥，从而多方面影响印度的发展与公平的实现。

对于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国家来说，本土信仰、基督教三大派别的影响、伊斯兰两大派别的影响三者互相交错，有些国家还要加上印度教的影响，而中国与中华文明的影响也在显著提升中。如何塑造并推行符合本国需要的价值观体系，是这些国家一个远未解决的问题。以南部非洲普遍存在的乌班图精神为例，如何与基督教理念、伊斯兰理念相结合，并体现在个体与国家层次，就是一大挑战。

对于拉美地区来说，亨廷顿所说的拉美文明，实际上是新教—天主教文明、非洲文化与印第安文化的混合体，其中天主教影响最为显著，并且是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老天主教的影响。这是拉美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的宗教根源。

对于东正教文明来说，没有经过天主教那样的宗教改革运动、理性主义与罗马法的影响比较弱、与神秘主义的密切关系等因素，在个体层面影响着理性的发挥，在国家层面影响着政治制度的设计与运转，也不利于国家经济的稳定发展。

对逊尼派文明与什叶派文明来说，共同的问题是：详细的教义限制了宗教的现代性改造，难以稳定、系统地推行世俗化、政教分离等原则与理念，从而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与国家的现代化。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新闻周刊》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