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余华小说中苦难的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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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华在80年代中期作为先锋小说的代表崛起于文坛。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余华前期小说的“苦难”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点：内容上的罪恶，本质上的宿命。余华笔下显现出来的苦难场景基本上是一个恶的世界，这些罪恶包括暴力、血腥、杀戮、欺骗、阴谋等等。因此，暴力、血腥、杀戮这些余华前期小说创作的典型内容也就共同体现了“苦难”。发表于1987年的《一九八六年》是暴力叙述最为残酷的一篇。《河边的错误》代表着余华的风格成熟阶段。余华在1991年写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已明显减弱了其前期小说中形式实验的痕迹。这部小说一改余华以前那种暴戾、血腥的话语特征，节奏变得舒缓、忧伤起来，如同题目中的两个意象，“细雨”和“呼喊”，前者是温和的，后者是尖锐的。
　　而到了90年代以后，余华悄然从先锋小说中退出，并逐渐流露出一种悲悯的情怀，标志着他的思考和探索已步入成熟。《活着》则是余华进入创作成熟期的一篇力作。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余华的叙述目的不再是冷酷劫杀，而是一种深切的人道关怀，是在黑暗中寻找一点生命的灵光，它给人带来的是生命的感悟和心灵的抚慰。虽然余华始终没有放弃苦难这个主题，但这些变化却使余华90年代转型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苦难具有了新的形象和意义。苦难在他的转型小说中开始沿着两个方向扩展，一是直指终极的生命悲剧，一是指向人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甚至在他的转型小说中得到了日常化的体现。前者以《活着》为典型范本，后者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在余华前期小说中，人性恶可以说是造成一切暴力、血腥的根源，换言之，人性恶是导致苦难的重要因素。同时苦难也将人性恶突现得淋漓尽致。余华前期作品在贯彻苦难这个主题话语上，也大都可以互为阐释，共同叙述着苦难的重要根源——人性恶。从《十八岁出段森返门远行》中人们对我的欺诈和暴行开始，人性恶已露端倪。人生处处充满了不祥和危机，《四月三日事件》就是对这种情绪的集中揭示，主人公只能在无法排遣的焦虑中带着巨大的惊恐等待四月三日的到来。在这里，人性恶暴露无遗，亲生骨肉形同陌路，比别人更阴险的将自己的亲人推向死亡的边缘。正是人性恶所带来的种种罪恶，使世界如此可怕，使人们的生活灾难深重。
　　进入90年代，余华小说中的苦难依旧是深重的，并且更具有了生命本体意义上的深层悲哀，然而与苦难之中暴力、血腥等等的隐退相对应，人性恶不再是一切苦难，一切罪恶的归结之所。作家的理想发生了变化：“我开始意识到一位真正的作家所寻找的是真理，是一种排斥道德判断的春誉真理，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者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那种单纯的美好，而是对一切事物理解之后的超然，对善与恶的一视同仁，“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事实上，《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都遵循了这种原理。首先，作品中的苦难的症结所在不再是人性恶，加入了命运的不幸与现实的甚至时代的因素；其次，作者也确实站在了超越道德判断的立场上，对善与恶保留了最后的判断，而用同情的目光注视一切。他包容了一切的善与恶，从不站出来大声指斥：看，那是罪恶。善与恶在他的目光下消融在一起。
　　余华前期小说中苦难的呈现基本上是带着一种宿命意味的：人活着就注定要受苦。从《世事如烟》到《难逃劫数》再到《偶然事件》都闪现出宿命的光环。它笼罩在整个文本的上空，仿佛作者讲述的故事都可以归纳为一句简握饥单的话：你们劫数难逃。每个人在命运面前，命苦游丝，毫无反抗之力，极力狂奔却又只能落入网中。这一切不是因果轮回的报应，而是人性的堕落。自我消弥于本我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人们在罪恶的本性的驱使下，相互杀戮、伤害、欺诈，生活在彼此制造的苦难之中而无法逃脱。在“苦难”这面“魔镜”的映照下，人性和生命在苦难中堕落和沉沦，看不到任何被拯救的希望，而只是与接近死亡的最为黑暗的心理体验——绝望紧密相连。在80年代的余华笔下生存只是一个苦难重重的绝望梦魇。到了90年代，在余华的小说中，苦难主题中的宿命意义并没有缺席，“人活着就要受苦”这一点也丝毫没有改变，但是宿命已不再是绝望的温床，绝望也不再是人面对苦难宿命一无所为之后的唯一的必然的选择，黑暗的天空被撕开了一个小小的口子，透进了一丝亮光，即使这一丝亮光也给人和世界带来了被拯救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