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新年刚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便签署了一项重磅决定。 在紧贴中国东北的边境线上，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犹太自治州、阿穆尔州和后贝加尔斯克，五个地区被划定为“国际超前发展区”。 政策力度之大，堪称罕见：企业入驻可享受长达10年的免税期，利润税负几乎为零；俄方承诺提供15年的政策稳定期，保证不因国家法律变动损害投资者利益；还专门设立管理公司，提供“一站式”服务，简化行政审批。

莫斯科的意图非常直白，就是希望吸引主要是中国的资本、技术和企业，去激活那片广袤而沉睡的土地。 远东地区占俄罗斯国土面积的41%，但常住人口只有约780万，地广人稀，资源丰富。 俄罗斯的算盘是典型的“资源换发展”，用这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和土地，来换取中国投资者口袋里的真金白银，以及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和制造业技术。

这一系列动作速度极快，被外界形容为“突击式招商”。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在宣布这一决定时，毫不掩饰其面向东方的急切期待。 然而，这场看似丰盛的盛宴，其餐桌并非摆在稳固平整的地面上。 今天的俄罗斯，正深陷于西方全面的制裁之中。 自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以来，超过一千家外资企业宣布撤离或暂停在俄业务。 国际支付体系SWIFT对多家俄主要银行的切断，使得跨境金融交易变得异常复杂和脆弱。

俄罗斯国内的法治与商业环境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对于留下的外资企业，俄罗斯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为其资产被国有化或外部管理打开了大门。 合同的神圣性在“制裁不可抗力”的标签下变得模糊。 一家欧洲能源公司在2024年遭遇了其俄方合作伙伴的单方面违约，对方直接援引“不可抗力”条款，要求重新谈判一份长期供应合同的价格和支付方式，而仲裁过程漫长且前景不明。

中国企业并非没有尝过其中的滋味。 在2023年至2025年间，多家在俄从事农业、林业和商贸的中国企业反映，俄方合作伙伴拖延支付货款成为常态，部分合同被要求重新审查股权结构。 更棘手的是资金出境问题。 一家黑龙江省的贸易公司，因其俄罗斯客户被列入欧盟制裁名单，导致该公司在香港的银行账户被临时冻结，尽管该公司自身并未受到任何制裁。 经过长达数月的法律解释和文件证明，资金才被解冻，但业务已遭受重创。

俄罗斯此次推出的特区政策中，明确包含了“本地化”要求。 企业必须在俄罗斯注册法律实体，必须优先雇佣当地员工，必须逐步提高当地原材料采购比例。 这些要求表面上是促进本地就业和产业融合，但实际上构成了一个“软锁链”。 一旦企业完成重资产投资，建立了工厂和生产线，就被牢牢地绑定在这片土地上。 人员、供应链的本地化，使得企业调整战略或退出的成本变得极其高昂。

货币风险是另一个醒目的警告牌。 卢布的汇率在制裁下经历了过山车般的波动。 2022年，卢布对美元汇率一度暴跌超过50%，尽管后来因能源出口强制结算等政策有所回升，但波动性远高于以往。 对于投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以卢布计价的销售收入，可能在兑换成美元或人民币时，面临巨大的汇兑损失。 一家在莫斯科郊区从事家电组装的中资企业负责人曾计算，2023年其全年账面卢布利润，在年末兑换时因汇率差缩水了接近三成。

基础设施的短板是硬约束，不会因为一纸特区政策而迅速改变。 远东地区地广人稀，铁路、公路网稀疏，电力供应不稳定是普遍现象。 在阿穆尔州，一个早在2022年就签约的中俄智能温室项目，计划大幅提升当地蔬菜自给率。 但项目推进缓慢，核心原因之一是项目所在地的电网容量不足，无法保障温室大规模运营所需的稳定电力。 在后贝加尔斯克，俄罗斯规划了一个年转运量达4600万吨的巨型粮食枢纽，旨在向亚洲出口粮食。 然而，连接该枢纽的主要铁路线运力早已饱和，扩建计划和资金迟迟未能到位，导致宏伟蓝图停留在纸上。

回溯历史，俄罗斯对远东的开发渴望并非始于今日。 2015年，俄罗斯就设立了首批“超前发展区”。 2016年，推出了“远东一公顷”计划，向俄罗斯公民免费提供土地。 十年过去，效果远不及预期。 远东地区的人口总数从约1100万下降至780万，人口外流趋势并未扭转。 十年间，“远东一公顷”计划吸引了数十万申请人，但许多土地被领取后处于荒废状态，未能形成实质性的经济产出。 早期入驻超前发展区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进行矿产开采或初级加工的“资源掠夺型”项目，未能形成有韧性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在中俄合作的深层，还存在一种微妙的“信任赤字”。 俄罗斯在西方围堵下被迫“向东看”，但其战略界一部分声音始终对在经济上过度依赖中国心存戒备。 这种矛盾心理直接反映在政策上。 2024年，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曾讨论一项立法提案，建议限制外国资本（被普遍认为主要针对中国资本）在俄农业用地和相关企业中的持股比例。 一边在边境大开特区热情招商，一边在内部讨论设置投资壁垒，这种摇摆让潜在的中国投资者感到困惑和警惕。

对于仍然考虑前往远东特区的中国企业，现实的策略显得至关重要。 轻资产、快周转的模式成为优先选项。 例如，从事中俄之间的农产品跨境贸易、利用绥芬河、满洲里等口岸发展专业物流服务、或向俄方提供设备出口和技术咨询服务，这类项目投资相对较小，周期较短，资金灵活性高。 它们不像建设大型工厂或矿山那样，容易成为被锁定的目标。

利用好政策性金融工具是一个关键的风险防火墙。 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获取项目贷款，或者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投保政治风险，可以将国家风险部分转移。 这些机构对国别风险有专业的评估，它们的参与本身也是一种信号。

在本地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构建联盟，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生存策略。 与具有俄罗斯联邦或地方政府背景的企业合作，或者与实力雄厚的本地财团建立合资关系，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理解和适应本地规则，在遇到行政或法律障碍时，获得一定的缓冲与疏通渠道。 这并非绝对安全，但相比单打独斗，风险有所分散。

无论如何周密的计划，都必须包含清晰的退出预案。 在投资协议中，关于股权转让、资产出售、争议解决（尤其是约定在第三国进行国际仲裁）的条款必须白纸黑字、详尽无歧义。 不能仅依赖于俄方口头承诺的“15年政策稳定期”。 在俄罗斯的商业实践中，法律条文和实际执行之间常常存在差距，政策风向也可能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而调整。扬帆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