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以来，各项内政外交大计可谓朝令夕改，飘忽不定，但也有寥寥几项锲而不舍者，加征关税便赫然在列。

最新的例证发生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其推出的多个重要关税项目非法后，特朗普当晚便计划将新的全球关税提高10%，不到24小时后又再次提高至15%

然而令白宫十分尴尬的是，迄今一系列“特朗普关税”并未能有效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在某些层面甚至可能令这一逆差变本加厉。对此，《华尔街日报》驻柏林全球经济记者费尔利斯(Tom Fairless)，驻华盛顿贸易、经纪和产业政策记者巴德（Gavin Bade）和该报副经济主编琼斯（Ashby Jones）联合撰文作出分析。

文章称，尽管迄今为止，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未能实现其关键目标之一：重新平衡失衡的全球贸易，但他仍在加倍推行关税。相反，最新数据显示，最高法院2月20日驳回的、特朗普誓言要依据另一项法律重新实施的关税，反而加剧了这种不平衡。

费尔利斯指出，从柏林到东京，世界主要出口国纷纷回应美国的关税政策，进一步承诺实施支持出口的经济政策，并为制造商提供补贴，帮助他们跨越关税壁垒。

与此相反，美国仍然是世界最后的进口国。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月19日公布的数据，受商品进口增长4.3%的推动，美国2025年的商品贸易逆差将达到创纪录的1.24万亿美元。

巴德表示，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等主要出口国纷纷推出政府支出计划，这些计划大多旨在扶持依赖海外市场的制造商。这些计划旨在降低能源、运输和资本成本，使企业生产和出口商品更加经济高效，从而部分抵消“特朗普关税”所带来的竞争力冲击。

三位作者认为，这些计划也是过去11个月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流量好于预期的部分原因。

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推出的21.3万亿日元（约合1360亿美元）支出计划中包含一项备受瞩目的减免消费税的提案，此举有望刺激日本进口。但该财政计划的大部分内容仍是加大对产业的补贴力度。

韩国近期向出口商提供了25万亿韩元（约合175亿美元）的流动资金，以帮助他们弥补关税冲击造成的损失。台湾也提供了与出口相关的信贷担保，旨在缓解关税冲击和贸易动荡，直接向出口商和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在德国，一项总额约1万亿欧元（约合1.2万亿美元）的支出计划主要用于扶持制造业，同时柏林方面还补贴企业的能源费用，以提升其在海外的竞争力。

德国经济研究所（DIW Berlin）所长弗拉茨舍尔表示，“德国仍然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德国希望坚持这一模式，并从根本上保护现有产业，尤其是那些能源密集型的老牌产业”。

文章认为，包括中国、德国和韩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政府历来都将外汇盈余视为实力来源。消费驱动型增长，往好了说是典型的美国模式，往坏了说则是颓废的表现。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许多国家无法承受贸易顺差下降的后果，因此当对美出口成本上升时，它们不得不降低国内成本”，他指出，这些补贴通常由家庭转移支付提供资金，这最终会进一步抑制国内需求和消费，“它们都在竞相降低工资和补贴出口，但如果大家都这样做，经济增长总量将会下降，而不是上升”。

费尔利斯分析认为，德国的经常账户盈余似乎稳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左右，低于疫情爆发前的8%以上。盈余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德国无法再依赖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因此增加了能源进口支出。然而，这样的盈余仍然高于其合理值——欧盟委员会根据该国的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估算的合理值约为GDP的1%至2%。

巴德则表示，尽管去年德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9.4%，但美国仍然是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仍然高达519亿欧元。

对于前述最高院裁决，德国总理梅尔茨（Friedrich Merz）上周末表示，他希望该裁决能降低美国对自欧洲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根据去年达成的协议，大多数商品的关税税率设定为15%。他表示，下个月访问特朗普时将讨论这个问题。

至于中国，根据高盛（Goldman Sachs）的预测，受出口激增和内需疲软的影响，中国今年的经常账户盈余预计将达到GDP的4.3%。与此同时，美国最近12个月的经常账户赤字约为GDP的4%——约为2019年的两倍。中国继续强大的出口顺差以至于2月1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表了措辞异常强硬的警告，敦促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向消费，并缩减“不必要的产业政策”，以“减轻国际溢出效应”。

琼斯认为，美国巨额经常账户赤字意味着美国需要向国外借款来维持国内经济增长。他援引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米莱西-费雷蒂（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的话称，赤字规模如此之大，部分原因在于美国从疫情中复苏的速度远超其他国家。米莱西-费雷蒂称，虽然这种状况会导致支出和投资超过收入，但原本也未必是坏事。例如，对数据中心的投资短期内会扩大赤字，因为芯片主要依赖进口，但从长远来看，它也可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但“如果美国仍然希望减少赤字，控制其庞大的财政赤字比强迫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美国商品更为有效，但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

费尔利斯称，德国的例子表明，重塑根深蒂固的经济模式有多么困难：经济学家曾希望，德国未来几年约1万亿欧元的政府支出计划能够提振德国进口，从而支持欧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然而，对德国政界人士来说，这些计划旨在重振出口机器。

柏林方面也已着手降低企业电价，但尚未对家庭用户实施同样的降价措施。梅尔茨还敦促德国人延长工作时间，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从而增强出口商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费尔利斯指出，德国的出口顺差在国内广受欢迎。强劲的出口帮助德国消除了21世纪初的大规模失业，并相对顺利地度过了接连不断的危机。

费尔利斯举例指出，二战后，德国南部的巴登-符腾堡州通过向世界出口高科技机械和汽车而变得富裕起来。保时捷（Porsche）、梅赛德斯-奔驰（Mercedes-Benz）和博世（Bosch）的总部都位于州首府斯图加特或其附近。许多当地制造商出口其产品80%到90%的份额。

当地的政界人士和制造商并没有讨论放弃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恰相反，该州经济部长迈斯特-克劳特（Nicole Hoffmeister-Kraut）近期推出了一系列财政措施，旨在保护和促进该州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去年11月，她率领当地商界领袖代表团访问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以加强高科技领域的经济联系。她表示，德国的出口模式需要进行微调，而不是彻底抛弃。

在斯图加特的另一边，年收入约120亿欧元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马勒公司（Mahle）CEO弗朗茨（Arnd Franz）表示，德国需要通过降低能源成本和税收、改善基础设施以及减少官僚主义来改善出口企业的营商环境：“如果德国认真做好功课，它完全可以维持现有的经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