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50后”经济学者，魏杰老师40余年深耕企业经济、宏观经济与改革理论，以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实践洞察，致力于让经济学扎根中国实践、反哺经济发展。而与清华同行的20多年，更是亲眼见证了清华经济学从“几近空白”到与北大、人大比肩的追赶与崛起。值此清华经济学100周年之际，回望这段岁月，魏杰老师感慨，这既是他个人治学的沉淀，也是清华经济学快速发展的生动缩影。

魏杰接受访谈

从人大到清华：一位经济学者的学术轨迹

1977年，魏杰成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1979年，凭借优异的成绩，他顺利考取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先生的研究生；1984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师从卫兴华先生攻读博士学位。1987年，魏杰留校任教，从此走上经济学术之路。31岁晋升副教授，34岁晋升教授，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后又担任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科研所所长……一步步地在经济学领域站稳脚跟。

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撤销。正是由于这个契机，出于对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执着热爱，魏杰选择入职清华。从1999年1月份正式进入到2020年退休，在清华大学度过了21年，成为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

在清华的20余年间，魏杰的学术研究始终紧扣中国经济发展脉搏，聚焦三大核心领域。其一为企业经济学，结合学院经济与管理融汇的特质，他将企业经济拆解为企业制度、企业战略、企业文化三大板块，先后出版《中国企业制度创新》《中国企业战略选择》《中国企业文化塑造》，构建起完整的企业经济学研究体系。其二为宏观经济研究，从1998年针对中国经济下行态势撰写的《如何启动中国经济》，到针对1992-2002年改革快速推进带来的负面问题开展修复研究，再到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疫情后经济复苏的相关著作，十余年间共出版6部宏观经济著作，始终围绕经济总量与结构的现实问题展开探索。其三为改革理论研究，从探讨改革理论基础的《动摇不得》，到研究改革过程中各类矛盾的磨合路径，再到 2019年对中国改革开放未来走向的展望，数本著作勾勒出他对中国改革进程的持续思考与深度研判。

2022年，70岁的魏杰出版了学术自传《改革开放中的经济学人生》。在这本书中，有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划分与专业评判，附录收录了2000余篇文章、300多部著作的目录。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学术文章到2022年搁笔，42年的学术成果凝于其中，而这42年里，有21年属于清华。半数的研究成果，都是在清华的校园里完成。

经济学应扎根实践：回应中国经济改革的时代之问

在魏杰看来，“50后”这一代经济学家肩负着三个重要的历史使命：推翻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启动国有经济改革，确立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把按要素分配作为重点，建立三个层次分配体制。而他来清华之后的研究核心，正是对这三大方向的细化与深化——彼时，中国改革的基本框架已趋于稳定，接下来的重点，便是把框架落到实处，如解决取消农业税、农民工子女上学、收入分配平衡等具体民生与经济问题。

多年研究中，魏杰多个方向的思考与后续中国经济改革实践高度契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在收入分配领域，他对按要素分配和三个层次分配体制的持续研究，为国内分配制度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加入中国经济50人论坛这一重要的智囊机构，让经济学研究成果更好地为政策制定提供思路支撑。

民营经济研究是魏杰投入颇多的方向。在他看来，民营经济确立法律地位后，能否实现长久发展，关键在于财富拥有者的自我提升。为此他提出了“五个标准”：拥有财富，不可无视法律；运用财富，不可无视人权；拥有财富，不能无视社会责任；运用财富，不能无视学习；拥有财富，不可忘记自身使命。实践证明，坚守这五条标准的民营企业，往往能走得更稳、更远。

魏杰始终主张“有效政府”，并曾提出四方面建议：将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减少行政对市场的干预；坚持三公原则，政府卖东西必拍卖、买东西必采购、消费必招标；国家经济指导不再依赖行政手段，而是依托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国际收支政策四大宏观经济政策；坚决反对权钱交易，杜绝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最大破坏因素。这些研究为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经济学从来不是纸上谈兵的学问，而是立足现实的实践之学。来清华之后，魏杰褪去了年轻时的学术“盲闯”，更清晰地找准了“理论贴合实践”的研究方向——所有研究都回应现实问题，所有理论都力求落地应用。在清华园，是他治学最沉淀、最成熟的阶段，他在这里完成了对中国经济改革诸多核心问题的深入思考，也见证了清华经济学的崛起与腾飞。

见证崛起：从几无经济学到比肩一流

回顾清华经济学的发展历程，魏杰感慨良多。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后，清华大学经济学系先调到中央财政经济学院，第二年分别转往北大和人大，只留下少数教师作为基础，组成政治经济学教研组，进行全校学生的公共政治课教学。

“80年代初，那时清华几乎没有经济学，只有原来马列主义教研室的那一点点人马，总体上是滞后的。”魏杰还记得，1984年前后。当时活跃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人大经济系是当时最强大的经济学系，北大同样实力雄厚，两校在恢复研究生、博士生考试的初期，几乎吸纳了当时所有经济学的年轻人。

“而清华最可贵的，是深入骨髓的这种追赶精神。”魏杰回忆，从最初的几无经济学，到2005年前后达到与北大、人大齐名，成为北京地区三大经济学重镇之一，清华仅用了短短的二十年。在他看来，清华能实现这样的跨越式发展，核心依托两点：一是大量引进海外优秀学者，为学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二是打通了与实践的通道，让经济学真正扎根中国现实，与时代发展同频。

多年来，魏杰为研究生、MBA授课，为本科生、博士生开设专题讲座，更为EMBA、高管教育等项目的课程投入了诸多精力。在他看来，最难上的课正是这类课程：听课者都是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且采用双向选择机制，授课质量不佳便会被淘汰。面对这样的学员群体，没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对实践的精准把握，根本无法站稳讲台。

“更重要的是，这些来自经济一线的学员，会提出最鲜活的现实问题，倒逼教师把理论研究做深、做实；而教师的理论思考，也能为学员的实践提供专业参考，真正实现教学相长。”魏杰说，学院许多教师的研究案例都来自这些学员，同时也方便清华师生顺利走进知名企业开展调研，使研究真正贴近产业一线。

精神传承：清华经济学的未来之路

其实，魏杰与清华经济学的精神纽带，早在陈岱孙先生那里就开始了连接。陈岱孙是老清华经济学系主任，他的治学精神，始终是清华经济学人的标杆。魏杰回忆，80年代在人大读博士时，曾去北大蹭听过陈岱孙的课程。彼时先生已80多岁，腰板却依旧挺直，上课从不用讲义，张口即讲，逻辑极其清晰，讲到“到此为止”，下课铃便恰好响起，一分一秒都不差。

陈岱孙先生留有一本学生整理的《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魏杰看来，陈岱孙身上体现着清华经济学的精神内核：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扎根实践，让经济学真正成为经世济民的学问。而这，也正是魏杰多年坚守的治学理念，更是他希望清华经济学能一直传承的精神底色。

对于清华经济学的未来，魏杰有两个真切的期待：一是继续坚守与实践的深度融合，重视EMBA、高管教育等项目这些实践通道，让一线的实践经验持续为教学和研究注入活力，让经济学永远不脱离现实、不脱离时代；二是继续保持学术自由、团结奋进的优良学风，让每一位学者都能沉下心来做研究，让清华经济学始终保持创新的活力与发展的动力。

百年清华经济学，从肇始之初的经世初心，到发展过程中的实践坚守，一脉相承的，始终是与国家发展、时代需求同频共振的信念。魏杰表示，未来唯有继续扎根中国实践，直面时代问题，回应时代之问，清华经济学才能走得更远、更稳，在新的百年征程中，续写经世济民的崭新华章。

编辑：符怡

审核：郑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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