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公民都应当以公平方式回馈自己受益其中的社会，超级富豪也不例外。法国经济学家加布里埃尔·祖克曼是托马斯·皮凯蒂的学生。他在《观点》撰文，详细阐述了一项颇具突破性的主张：对财富超过1亿欧元的人，至少按2%的税率征收财富税。

除了说明这项倡议为何势在必行，他还分析了这一方案在西班牙可能带来的影响。先说一个基本判断：欧洲很大一部分国家如今都在以赞赏、甚至羡慕的目光看待西班牙。作为欧元区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8%，经济活力明显强于周边欧洲国家。

但西班牙并没有摆脱正在侵蚀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顽疾：不平等愈发难以承受，财富也越来越集中到金字塔顶端。根据世界不平等实验室的测算，在西班牙，处境最不利的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富不超过全国财富的6.7%；最富有的10%掌握了超过57%的财富；而在这部分人中，最富有的1%仅凭自身就占有了接近24%的财富。

与此同时，亿万富豪的分量还在持续上升，西班牙也不例外。按《福布斯》杂志的数据，西班牙亿万富豪的财富总额已经达到1975亿欧元，相当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2%。这种失衡越来越难以忽视。在西班牙，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伊朗战争推高了能源价格，家庭和企业都因此承压。

而这类危机往往还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政府可以通过减税纾困来缓解眼前冲击，也可以从长远着手，提升能源供应的韧性。顺便说一句，西班牙在加快能源转型方面采取了果断行动，这一点值得肯定。

但总体趋势并没有改变。无论是能源、食品，还是住房可及性，多数民众都在艰难度日，而最富有的人依然安然无恙。对许多公民来说，这意味着挫败感不断累积，也意味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现有经济体系已经不再为他们服务。与此同时，公共服务因多年预算削减而不堪重负。

可另一边，一个小规模精英群体仍在以惊人的速度积累财富。甚至还有一些人直接从战争以及油价暴涨带来的巨额收益中获利，其中一部分资金最终流入避税天堂。由我担任负责人的国际税务观察站最近的一项研究，刚刚证明了这一点。

财富高度集中之所以更成问题，还在于现行税制本身。在西班牙，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超级富豪实际承担的税率低于普通劳动者。这并不是因为税务机关没有执行法律，而是因为法律本身允许最富有的人以特定方式安排自己的财富结构，从而只产生很少的应税收入。凡是对这一问题开展过研究的国家，尤其是法国、荷兰、巴西、瑞典、挪威和美国，都呈现出同样的模式。

超高净值人群，也就是拥有数十亿、数百亿乃至上千亿欧元财富的人，可以借助控股公司，轻易规避对股息征税。而股息恰恰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种局面并非不可避免。它是政治决策的结果，因此也可以通过政治决策加以纠正。

我提出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对超级富豪设立最低财富税。没有人有权游离于社会之外、逃避自身责任，而今天确实有太多亿万富豪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必须建立一种让他们无法逃脱的约束机制。既然个人所得税的税基很容易被操弄，那么最低税就不应当与收入挂钩，而应当按财富的一定比例征收，因为财富更难隐藏。自2018年以来，就连避税天堂的金融机构也有义务申报其客户资产的金额。

西班牙确实已经有财富税，而且在2011年恢复实施。但这一税种虽然对一般百万富翁相对有效，对最顶层财富的覆盖却很有限，因为他们可以利用各种豁免条款。例如，如果一个人持有某家公司超过5%的股份或权益，或者与家庭成员合计持有20%，这些资产就不计入财富税税基。而超富群体的财富，恰恰主要就是公司股权。

媒体常常聚焦游艇、直升机和名画，但这些只占他们全部资产中的很小一部分。正因如此，亿万富豪的财富在现实中几乎被排除在这一税种之外。就西班牙而言，我提出的最低税方案将作为现行财富税的补充。它要确立的是一个新原则：财富越集中，对社会承担的责任就越大。

如果对财富超过1亿欧元的个人按2%的最低税率征税，那么超富人群就无法再逃避他们本应承担的贡献和对社会的团结义务。这一机制只适用于那些目前缴税远低于应有水平的亿万富豪。已经缴纳了相当于其财富2%的纳税人，无需再额外缴税。

如果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就通过补充税把实际税负补足到2%。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公平、也更有针对性的税种设计。2%的税率并非随意设定。按这一标准，超富群体对公共财政的贡献，至少能与其他社会群体大体相当，比如普通教师或医护人员。

这项倡议的财政潜力，取决于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规模以及亿万富豪掌握的财富总量。如果在西班牙实施这一方案，每年可新增超过50亿欧元财政收入，相当于当前财富税收入的三倍左右，也约占公共卫生支出的5%。这些资金可以用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或扩大对低收入家庭的最低生活收入支持。

反对者常说，对巨额财富征税会损害企业经营活力。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因为这是一项针对自然人的税，而不是针对企业的税。如果一家企业没有任何股东的财富超过1亿欧元，它就不会受到影响。即便一家企业的一名或多名大股东超过这一门槛，承担缴税责任的也是这些股东，而不是企业本身。

此外，财富超过1亿欧元的自然人，其资产平均回报率大约为每年6%，足以覆盖2%的税负。超级富豪如果声称自己没有流动性，恰恰说明他们是有意把财富结构安排成这样，以便规避个人所得税。

当然，在极少数确实流动性有限的情形下，比如一些市值很高但尚未达到盈利门槛的公司——例如估值超过10亿欧元的独角兽初创企业——也并非没有解决办法。例如，纳税人可以用股票向国家缴税。如果股价暴跌，纳税人并没有额外损失；如果股价大涨，他依然赚到了钱，同时也像其他公民一样履行了纳税义务。

决定一家企业能否成功的，并不是它是否属于某一个特定的人，更关键的是员工的劳动、他们的能力、公共基础设施的质量、管理水平以及其他多种因素。某个家族是否控制一家企业的多数股权，与企业表现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OpenAI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萨姆·奥尔特曼并不持有公司股份。这家公司由现有员工、前员工、微软以及其他投资者控制。

显然，这并没有妨碍OpenAI的创新能力。另一个常见反对意见是，一旦某个国家敢于实施这类税收，亿万富豪就会离开。这样的担忧当然可以理解。但学术研究显示，这种风险相当有限。最近一项关于挪威和瑞典的研究发现，对财富征收1%的税，长期来看导致离开的受影响纳税人不到2%。

人们不会仅仅因为税收原因，就轻易离开自己的国家、情感纽带以及子女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这个问题也有解决方案。即便超富人群已经离开，也应继续对其征税。我把这称为“防止税收流亡盾牌”。设想一下，如果西班牙实施我提出的最低税，而一些超级富豪随后决定迁往瑞士或开曼群岛——这是他们的权利——那么西班牙仍可以决定在他们离开后的5年、10年或15年内，继续向他们征收这一最低税。

如今，一个人在西班牙或法国生活多年并积累巨额财富后，一旦离开，税务机关就会立刻停止向其征税。这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极端财富从来不是个人成功的单独产物。一个人之所以能富到这种程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本人——以及他所拥有企业中的员工——受益于其居住国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上的公共投入。一个人不应当先成为亿万富豪，然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纳税。

我提出的这道“防流亡盾牌”并非没有先例。美国就是终身向本国公民征税，无论其居住在何处。受这一措施影响的纳税人，当然希望维持现状。但从技术上说，对超级富豪征税并不存在障碍，问题只在于是否有政治意愿。

而且，这项措施在全球范围内都很受欢迎，西班牙也是如此。根据欧洲晴雨表最近的一项调查，69%的西班牙民众支持这一做法。顺便说一句，我也乐见西班牙政府正在推动这场讨论。2025年7月，在塞维利亚举行的国际发展筹资会议期间，正是西班牙和巴西共同发起了一个国际联盟，推动改善对最富有人群的税收制度。

如果我们放弃向超级富豪征税，全球范围内已经显现的寡头化趋势，就有可能进一步加速。不纳税，财富积累自然会更容易；而普通家庭必须先纳税，才谈得上储蓄。极端财富最终会转化为极端权力，尤其体现为影响政治决策和选举的能力，以及通过收购媒体施加影响的能力。

这会不断强化一种财阀化的恶性循环，而这正是我们必须尽快打破的。看看法国的情况就知道了。2012年至2024年间，法国公共债务增加了1.4万亿欧元，预计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8%，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

而在同一时期，法国最富有的500人的财富则猛增了近1万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2年的13%升至2024年的42%。如今，少数亿万富豪掌握着法国80%的私人媒体。就连《金融时报》也对这种媒体所有权高度集中的现象表示担忧。

我依然保持乐观。历史如果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不要低估思想和民主力量的作用。迟早——也许比我们想象得更早——民主会把自己的边界继续向前推进，把亿万富豪也纳入其中。很显然，针对超级富豪的最低税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它至少能够纠正一种显而易见的失衡，并重申一个简单的民主原则：所有人都应当以公平方式回馈自己受益其中的社会。

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西班牙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这个理念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西班牙之所以有机会，恰恰是因为它如今已成为欧洲经济活力的一个样板。它完全可以证明，另一条道路是存在的：一种不只属于少数人的繁荣。而在这一战线上，西班牙也可以像在其他议题上一样，走到这场民主之战的前列。

作者：加布里埃尔·祖克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