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2日，由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与南方日报联合主办的“中银·南方金融赋能高质量发展行动”在广州举行。作为行动启动后的首场专题活动，本期聚焦“粤企出海”，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原院长朱民作主题分享，围绕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国经济新动能以及企业全球化布局展开深入研判。

“停留在旧的思维里，只会看到困难；进入新的思维，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展开。”朱民表示，当前逆全球化正在改变全球经济运行的约束条件，也在重塑贸易、产业链、投资和企业经营逻辑。面对这一变局，中国选择继续扩大开放、走向新全球化，不仅是在应对外部冲击，更是在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在他看来，未来一段时间，逆全球化、地缘政治冲突、全球债务风险、中美贸易和科技博弈，都将成为中国经济和企业全球化布局必须面对的外部约束。但约束之下，也孕育着新的机会。中国需要依托制造业优势，全面发展“AI+”，扩大服务消费，坚定推进绿色转型；中国企业则要从过去的产品出海，进一步走向供应链出海、商业模式出海和全球能力出海，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重塑优势。

围绕这些问题，朱民从全球经济风险结构变化谈起，进一步分析中国经济的新增长动能，并结合粤企出海实践，对企业如何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寻找新空间提出了自己的观察与建议。

全球经济“脆弱”增长

世界风险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朱民首先对当前全球经济运行态势进行了分析。

“全球经济还在增长，但增长的基础是脆弱的。”朱民表示，理解当前全球经济，首先要看到一个宏观结构性变化：疫情造成的创伤并没有完全消退，全球经济仍在偏离原有增长轨道。

他指出，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总体呈现阶段性下降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2020年新冠疫情，不仅带来短期冲击，也对全球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造成持续影响。“危机实实在在地伤害了生产力，影响了劳动生产率。”朱民说，由此形成的产出缺口具有长期性，这也是今天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增长脆弱的重要背景。

如果说增长放缓是全球经济面临的长期挑战，那么风险来源的变化，则是当前世界经济更值得关注的新特征。

首先是政府债务风险持续上升。“债务是一切金融风险的起点。”朱民表示，债务规模上升后，付息压力会成为硬约束。他以美国政府债务为例指出，美国政府债务付息支出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较高水平，并进一步挤压财政政策空间。

其次是金融市场风险积聚。朱民将1929年、2008年和2020年三次危机前后的美国股市走势放在一起比较后认为，当前美国主要股指仍处于高位，科技股估值和市场集中度明显上升，而支撑市场上涨的资金中，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占据重要位置。

“非银行金融机构头寸增加了很多，这是历来金融风险的源头。”朱民表示，当前美国股市表现依然强劲，但其背后的资金结构、估值水平和集中度值得高度关注。

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和金融风险，更复杂的变量来自地缘政治。

朱民指出，二战结束以来，全球武装冲突数量显著增加，第三方介入冲突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历史经验表明，停火并不意味着永久休战，部分冲突在短暂平息后仍可能再次升级。与此同时，全球军事开支持续增长，地缘政治与军事冲突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运行中最难掌控的变量。

进一步来看，这些变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共同推动全球风险结构发生深刻调整。

在他看来，今天世界经济风险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过去谈风险，更多谈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而现在，地缘经济对抗、极端天气、虚假信息、人工智能风险、网络安全和社会分化等非传统经济因素，正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运行的重要变量。

“经济和金融已经不是唯一的主要风险，这是一个根本的结构性变化。”朱民表示，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都需要重新审视自身风险分析框架，把地缘政治、气候变化、网络安全、人工智能和社会风险纳入决策体系。

中国经济迈向“新全球化”

重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成为近年来全球经济讨论中的高频词。但在朱民看来，逆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终结，而是全球化正在进入新的阶段。

在全球经济脆弱增长、风险结构重塑的背景下，中美贸易和科技博弈正在持续影响全球产业链和贸易体系，并推动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新的调整。

朱民指出，关税博弈之后，中美贸易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中国对美国出口有所下降，但对东盟、“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市场的贸易继续增长。全球贸易格局的调整，正在推动中国企业加快市场多元化布局。

谈及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空间，朱民认为，制造业、人工智能、服务消费和绿色转型将共同构成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

首先，制造业仍是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核心优势。

朱民指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30%，制造业规模优势、产业链完整度和工程能力短期内难以替代。下一步，中国制造业需要通过科技创新和智能化转型，进一步提升附加值，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集群。

他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概括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20年，形成“便宜”的优势；随后20年，实现“又便宜又好”；未来20年，则要迈向“又便宜、又好、又高科技”。

“中国制造业的优势，是硬件加软件。”朱民表示，硬件体现成本和效率，软件与人工智能创造新的利润空间。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产业，已经开始形成软硬件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在制造业升级过程中，人工智能被他视为最值得关注的变量之一。

朱民认为，2026年可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一次重要转折。随着人工智能从大语言模型走向行动模型，从生成文本走向操控设备、参与物理世界，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将进一步扩大。

“5到6年以后，人工智能会普及到行动层面，实实在在地改变物理世界，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朱民指出，人工智能正在从模型走向智能体，并进一步与机器人、智能汽车、工业设备等物理载体结合。未来，人工智能将不再局限于单一模型或单一应用，而将形成涵盖算力、算法、数据、基础设施、产业应用和智能终端的完整体系。

在发展路径上，中美具有明显差异。美国更重视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级智能，中国则更强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扩散和效率提升。

“中国关注的是应用和扩散。”朱民表示，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数据资源，有条件通过“AI+科研”“AI+制造业”“AI+服务业”等方式，推动经济全面智能化。

他特别提到，中国“数据二十条”建立了数据基础制度，通过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和数据产品经营权等制度安排，推动数据要素进入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相关条件的数据资源可以按照规定计入企业资产负债表，并进一步探索应用于融资、投资和信用增进。

“人工智能将让中国服务业实现跳跃式发展。”朱民说，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软件服务和现代服务业，都可能在人工智能推动下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扩大内需仍然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而消费升级的重点正在发生变化。

消费也是中国经济新动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民认为，中国商品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低，未来消费增长的更大潜力来自服务业。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等领域仍有较大发展空间。随着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变化，服务消费有望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

除了数字化和消费升级，绿色转型同样被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绿色转型，则是中国从追赶走向引领的重要路径。

朱民表示，面对全球部分国家绿色转型放缓，中国仍将坚定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如果碳中和成功，中国有望构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追赶走向引领世界。”

他判断，中国有望在2028年左右实现碳达峰。此后，碳排放量逐步下降，经济总量继续增长，将带来深刻的产业结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新能源、绿氢、储能、电网和核电等产业都具有较大空间。

朱民指出，中国新能源产业的优势依然源自制造业能力。风电和光伏不需要燃料，其主要成本集中在设备，中国通过规模化制造和技术进步持续降低成本，从而建立全球竞争优势。

从制造业升级到人工智能应用，从服务消费扩容到绿色转型提速，这些新动能不仅关系中国经济未来，也将深刻影响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

企业出海进入下半场

从产品出海到能力出海

随着中国企业全球化步伐加快，企业出海的模式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朱民指出，早期企业出海更多以产品出口为主，包括家电、工程机械、光伏和新能源汽车。如今，供应链出海、商业模式出海和人工智能全球布局正成为新的趋势。

所谓供应链出海，是指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核心企业带动零部件企业、供应商在海外投资建厂；商业模式出海，则主要体现在电商、游戏、社交软件等领域。

“中国企业出海的模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朱民表示，过去，产业往往从发达国家逐渐向低成本国家转移；当前，中国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产业同时走向海外，供应链、商业模式和人工智能能力也同步输出。

但出海环境也比以往更加复杂。

朱民提醒，旧的全球秩序正在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全球经济已经进入“地缘政治风险定价时代”。过去，市场主要关注利率、通胀、就业、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今，中东局势、能源价格、航运安全、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大国竞争下的产业链重组，正在直接影响资产价格、贸易流向和投资信心。

“决定资产价格、贸易流向和投资信心的，越来越多是地缘政治变量本身。”朱民说，企业的风险评估框架必须随之改变。

在他看来，全球经济的底层逻辑正从效率优先走向安全优先，从成本优势走向稳定优势，全球市场也正在从相对统一的体系走向多中心市场。

这既给企业带来挑战，也创造了新的机会。

随着全球买家越来越重视稳定供货、完整工业体系、成本控制和执行效率，中国完整的产业链、制造与科技融合能力、快速迭代能力和工程效率，价值将进一步凸显。

“出海竞争，拼的已经不只是价格，而是供应链的韧性、本地化能力、长周期交付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朱民认为，过去企业主要考虑人工成本、税率和市场规模，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判断当地政策是否稳定、是否处于地缘冲突边缘、物流通道是否安全、本币是否稳定。

“今天谁构建地缘政治经营能力，谁就在下一轮全球竞争中胜出。”朱民表示，企业需要提升核心竞争力，做好全球产业链和人工智能布局，同时强化合规、稳健经营和风险韧性。

企业出海也离不开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

朱民建议，地方政府统筹外事、法律、财税、金融、经贸、物流、海关、贸促等领域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贯穿出海全流程、全链条的综合服务。银行则可以依托全球网络，为企业提供当地市场调研、跨境结算、融资、保险、投行和风险管理等服务。

“逆全球化是一个冲击，也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朱民说，中国既有参与构建全球新贸易秩序的责任，企业也可以利用这一机会融入国家战略，推动产业链升级，为自身发展注入全球化新动能。

【现场互动】

为粤企出海“把脉开方”：

从制造优势到全球经营能力

随后，企业代表、行业协会负责人以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围绕粤企全球化布局、传统制造业出海、海外投资建厂以及地方政府如何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等现实问题展开交流。

当前，不少粤企正面临国际市场需求波动、贸易壁垒增多、地缘政治风险上升、海外合规成本攀升以及本地化运营能力不足等挑战。一些企业虽然具备较强制造能力和产品竞争力，但在品牌建设、供应链全球布局、跨文化管理和风险防控方面仍存在短板。面对企业最关心、最迫切的出海难题，朱民逐一分析症结、提出建议，为企业出海“把脉问诊”、指明方向。

提问1：未来3至5年，粤企全球化布局最需要关注哪些趋势？传统制造业出海应如何应对风险？

朱民表示，当前企业出海面临的约束很大，机会同样很大，但机会更多属于能够及时转变思维方式的企业家。

他认为，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的结合，是中国企业出海的重要竞争力。中国企业的长项在于制造成本、精密制造和供应链能力，进一步的利润空间则来自人工智能、软件和技术形成的差异化价值。

“硬件是成本和效率，智能是利润空间。”朱民举例，部分广东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产品售价和盈利能力明显高于国内，背后正是制造能力与技术、品牌、软件价值的结合。

与此同时，企业出海必须把合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朱民指出，过去一年，一些中国企业出海遭遇挫折，重要原因在于合规能力不足。合规需要同时符合当地法律、国际规则和中国法律，企业应逐步从依赖关系资源，转向依靠规则和专业能力开展经营。

“我们要从关系思维走向合规思维，这是企业走出去最关键的一条。”

提问2：企业计划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建厂，应重点关注哪些问题？

朱民表示，印度尼西亚是人口大国，人口密度较高，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仍在持续，对于食品、饲料等行业具有较强的需求支撑。

企业需要把地缘政治视为长期变量，并将由此产生的合规和风险管理成本纳入投资决策。

他建议，企业增加合规投入和专业人员配置，按照长期经营思路规划海外投资。同时，要评估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以及面对政策波动时是否具备完整的产业链能力和长期规划。

“长期投资，要能够跨越地缘政治的波动。”朱民表示，合规合法是基础，产业链能力和长期规划则决定企业能否在外部环境变化中保持韧性。

提问3：地方政府如何提升企业出海综合服务平台的渗透力，更好服务中小微企业？

朱民认为，当前企业全球化已从传统贸易服务逐渐走向海外投资和全球布局，地方政府的服务范围也需要随之拓展。

第一，要从贸易服务延伸至投资服务。除结算、融资和出口服务外，还要加强境外投资、法律合规、税务、供应链和本地化经营等方面的支持。

第二，要在服务中小企业的同时，重视龙头企业和大型企业出海。大型企业走出去，往往能够带动供应商、零部件企业和配套服务机构共同布局海外，形成产业链协同出海。

第三，要推动服务数字化、线上化。仅依靠线下融资对接，难以充分提升服务效率和渗透力，可以加强与跨境支付、区块链等数字化基础设施衔接，提高信息、融资和结算服务效率。

第四，可以率先与一家具有全球网络和综合服务能力的主体银行深入合作，以其系统和服务能力为基础搭建平台、形成模式，再逐步吸引更多金融机构参与。

朱民表示，地方政府愿意主动服务企业十分重要，但服务体系需要跟随企业出海形态变化不断升级，从单一活动和线下对接，逐步走向覆盖贸易、投资、金融、合规和产业链的综合服务平台。

采写：南方+记者 唐柳雯 陈颖

摄影：南方+记者 张令

统筹：陈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