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从投资说资本：区分“资本”和“资本主义”很有必要
谢谢邀请。我是第一次参加咱们的交流活动，很希望向各位企业家请教。因为看到论坛的题目是从投资开始，我就报了一个务虚的题目——“投资和资本”，谈一下这方面的一个框架性认识。
近来中央三令五申要让民营企业提振信心，改善预期，反复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出台31条文件，又设立专门机构，有总理主持座谈会讲完成整改，还有发改委下面新设民营经济发展局，据悉已给出了首批700多个绿灯项目的清单。这么大一个中国，700多项目是个开始，具有引导性、鼓励性的具体落实态度。领导人2018年11月1号亲自主持座谈会，说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是自己人，今年两会上又重申了，但现实中“自己人”的待遇怎么落实，得承认还有一系列的困扰，也有带来民营企业惶惶不安感觉的错误思潮冲击。所以，中央针对这个问题要求亮明态度，毫不含糊，批驳错误议论。今年两会，新任总理李强专门讲，去年一段时间社会上就有这样的错误议论，使民营企业人士心生忧虑。31条文件的大标题，除了讲发展还讲“壮大”，这是前所未有的。中央的态度很明确，但实务层面的歧视还是需要克服。
我曾听很高层的金融界人士直言不讳地讲，他们为什么有对民企融资支持很有顾虑，就是银行与国企、民企对应的风险度，实际上是不大一样的，当然愿意先找风险度低的国有企业方面去尽量融资，不得已才对民营企业做融资。民企融资如果出现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不是像对国有企业那样赶快想办法出主意张罗治病，给它打针吃药，甚至可以挂点滴，如对民营企业发现情况不对头它"生了病"，规避唯恐不及，为避免“说不清楚”而“吃不了兜着走”，干脆直接把它送进太平间。这反映的是实务歧视情况。同时，务虚层面的思想观念上的歧视，我觉得也还是有根深蒂固的传统的。
我今天要从投资讲起，实际上，只要投资而寻求产生它的回报，那么所用资金就有了资本的性质。对资本怎么认识？第一个层次，从基础理论层面讲，可以先说说词义。我觉得需要在中国现实生活中，有针对性地消除潜意识里大家对“资本”和“资本主义”划等号的这样一种思维惯性。说到“资本”，很多具体场景之下，马上想到的就是个贬义的“资本主义”，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大量场合关于资本，是讲的生产要素。总书记有专门的论述，就是明确地把资本表述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要充分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做正确的引导——实际上是讲了它有可能无序扩张，也有可能有序扩张，所对应的就是中央说的“红绿灯”了——对无序的亮红灯，有序的开绿灯。但现实生活中间很多场合里一讲资本，人们就会联想到贬义的资本主义那个概念上去了，生产要素的概念就跳到了制度、生产关系、意识形态的概念上了，成了姓社姓资的“讲政治”"讲立场"问题了。
这种情况，我觉得在汉语语境里还有一个可类比的例子——比喻都是跛脚的，但是作一个比喻，大家可能会更有联想式的体会。比如说，“自由”和“自由主义”，在汉语语境里就有类似的情况。我们过去说，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取得政权的革命战争时期，是高举自由这面旗帜的，延安、太行山，都是“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形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建国以后，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里，对自由也不否定，知道有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到改革开放时期，24个字概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然堂堂正正也有“自由”——但在现实场景里，一讲“自由主义”，就全是贬义的了。小时候我们就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界说到新自由主义，那都是指错误思潮（其实也还有值得讨论之处，从学术上讲，不能简单地说新自由主义一无可取，但是实际生活里一讲，这就是贬义的，而且说多了可能会带来风险）。更不用讲，如果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那就成了批判、打倒的对象。所以，我跟媒体朋友交流的时候说，这么多年，哪个媒体敢组织一个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的专题研讨会？没有，太敏感了谁都不敢。这个语境上的问题，跟资本和资本主义，有些类似之处——这是一个直接的观察吧。
接着讲第二个层次，如果更中肯、公允的来讨论问题，咱们是不是应特别注重看看实践——理论是要随实践的发展求“与时俱进”，才能够不断探索更丰富的真理内容。实践中，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中国其实就开始突破原来意识形态的那个敏感界限，原来的“国营企业”要改称“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有”的是什么呢？直观看，有资产，后来认识到初始资产在规范的注册形式下，叫“资本金”——“资本”的概念必须得用了，不用不行了。资本金就直接地把一开始放权里所推的“拨改贷”这个事情否定了：不可能自己没有本钱光靠贷款就搞出一个企业来。所以后来规定：凡是国家银行提供贷款的这些拨改贷发展起来的企业，都一律被认定为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就是对于原国营企业概念的一个突破，意味着所有权和经营权要适当分离了。再往后的发展，在财政分配上面有了一个“国有资产经营预算”，亦称“国有资本预算”，更是堂堂正正地用了“资本”这个概念。再往后，创新的领域里，80年代就已经有外资做、90年代国内本土民营企业开始加入做的PPP，中国官方的用语，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社会资本概念又堂堂正正表述在这里面，绝对是没有贬义的一个词语。国际上所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于中国特色之下，就是企业方面不仅是指私有的资本，也指国有资本，两者都可以和地方政府合作做PPP项目，但是国有企业附加了一个条件，叫“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那就是企业与这个政府方面不能有行政隶属关系，也不能有产权纽带关系，地方政府自己扶植、授意、操纵、出资之下成立的融资平台公司，不能跟“婆婆”一起来做PPP，但是它哪怕没有完成市场化转制，却可以以一个企业法人身份，到别的地方政府辖区里面跟那边的地方政府做PPP了，这都是中国特色里的探索和发展。
改革中建立的专门负责国有资产管理的机构，原来相关文件表述的职责，是“管人管事管资产”，后来明确要求改革中的工作重点要转为“管资本”，这在用语上又是毫无贬义的。在实际生活里，越来越多的规范用语，也涉及到资本，比如企业的发展，有“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之分，这里面毫无区分贬义、褒义和姓社、姓资的必要，它们就是表述的某种技术性分类。并不是说资本密集型就是资本为中心了，劳动密集型就是人民为中心了，贴这个标签完全不是理性思维——但是很容易引起国人的一些共鸣。二十大以后，有些人解读“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时候，在中央讲的五条之外，又跳出一条，说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政治正确，表述上也非常简洁，大家一听就可以知道是说什么——但我认为这是陷入认识的误区了，也专门写了文章（这些文章好在没有被封掉，大家在网上可以查到），我是用学者的论据来说明不能这样贴标签。
实际生活中间，与我们的投资，以及与投资应当有效益、有回报地支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支持实体经济的升级发展紧密关联的实践来看，离不开“资本市场”的培育——“资本”概念在此又必然以非贬义形态登场了。我国资本市场上的股票交易所，是在1989年以后开办，当时邓小平以极大的决心，也是在体制内面对反对派逼到墙角的情况下，说总得允许试一试，试了以后也可能有两种前景，一种是总结经验继续往前走，另外一种是试了以后发现不行，再退回来关掉，而且关也可能采取两种方式，一个是一下关掉，一个是分几步来考虑怎么关掉。其实邓小平骨子里的想法，绝对不是建立以后再把它们关掉，当时就是对反对派总得有一个能够在政治决策方面讲起来比较圆融的说辞，即总得让我试一试。一旦试起来了，哪怕以后有股灾，有大家现在对于资本市场种种的不满（这么多年还在三千点徘徊）等等，但设想一下，还怎么可能对资本市场里的两个证券交易所（加上现在的北交所是三个了）就把它们废弃掉呢？这已经完全不可逆。这个资本市场，概念上其实已经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牢固地确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统一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它的称呼毫无贬义。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层次，即从实践看，我们应该更多对大家说明这些，以消除潜意识里一说到资本就贬义化地陷入误区的社会性的思维惯性。
第三层次基本的看法，是我觉得关键问题是什么？回到总书记给出定位的民营企业是自己人，资本是生产要素这两条，关键就是怎样在现代治理的取向之下，引导资本有序扩张发展，而防范和遏制它的无序扩张发展。并不是只有民营企业才可能发生无序，国有企业也同样可能出现无序，都得防范，都有正确引导和鼓励方面需要研究之处。中央说的是“红绿灯”，那就很清楚了：红灯是应坚决地防范、遏制、禁止，绿灯是应积极地引导、鼓励、放行。那么这个中央说的资本红绿灯，它的亮灯依据从何而来？我觉得就得对应到中央已反复强调的全面依法治国，即只能是以法律为准绳。我国法律必须从一开始比较不成熟的状态，积极发展成为全面覆盖、比较成熟、比较稳定的状态。这是中国必然要坚持的现代化取向的"全面依法治国"轨道。当然，在这里讲了红灯绿灯之外，还有一个可探讨之处：我也曾专门说过，法规无论怎么制定，它都有一个稳定性特征，而且这个稳定性就意味着，随着发展它可能有新的滞后性出现，所以，还得一轮一轮动态优化我们的法律。根本大法宪法，都可能得一轮一轮再做修改，宪法的修改跟其他专门法的修改过程中,可知往往是实践走在前面了，所以，这就叫试错过程和动态优化过程，要持续给出创新的弹性空间。红灯、绿灯之间，咱们也是打比喻地讲，是不是还得允许有一个黄灯？在有些新事物、新东西还看不准，还不知道对它应该怎么样制定规则和加以风险防范的时候，允许它走一段儿，有一个给予弹性的观察过程，到了一旦八九不离十认准了怎么设计规则、防范风险的时候，可赶快确立法规，把红绿灯这两个方面的比较清晰的选择依据建立起来——这个依据没有出来之前，还是得容忍有那么一小段儿黄灯。这个比喻，也应加入我的认识框架供大家讨论参考。
具体到现实生活中，我的观点跟有的朋友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说，你这些说法让人听起来，你就是给资本站台嘛！我的回应是，在我说的思维框架里，资本如果是生产要素，为谁所用那它就为谁服务，那么如果说我站错的台，可能是为许家印去站台了，我站对的台，可能是为任正非去站台了——至少现在大家都认为任正非整体来说是做出重要贡献的企业家和在资本运用中应该给予高度评价的高水平人士。那我为他站台，我就觉得应该不受谴责，而应该有助于社会上更多的人来理解他的创新，来帮助他继续搞好创新。说到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也一样，国有企业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校正，那你就不应是只讲站台了，就得在这方面研究分析，提出校正他们走偏而考虑的一些可行的改革建议。如果做得好的一些国有企业人士，那么他们有活动，我来一起参加，也可以认为我是为他们站台——我曾经跟傅成玉一起同台，曾经跟李毅中一起同台，我觉得如果说我以这个方式为国有资本站台，也没有问题吧！所以就是说，简单化的思维很容易把人弄成觉得完全不沾为好，现实生活中体制内很多人都是这种思维，既然讲资本便感觉有风险，那么明哲保身，我就不表态，我避之唯恐不及。这其实不利于中央说的正确引导资本发挥生产要素作用，不利于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这样一个总体上我们必须掌握的新动力来源的力量发挥。
最后再说几句务实的看法。我认为各位企业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2023年可能成为契机之年。前面大疫之年2020是几十年来最低经济增速2.3%，第二年同比上去了，8.1%，但是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只有5.2%，是在原来2019年的6.1%的水平上继续下滑。然后2022年本来贯彻中央精神是要恢复到合理区间，提5.5%，实际落空了，只有3%。今年提5%，看来有希望达到，这也是一波三折：一季度与预期差不多，二季度发现不对头，虽然同比6.3%，但是是明显低于大家预想的，因为同比的去年基数只有0.4%；三季度7月份仍然不好，8月份开始有向好苗头，9月份继续向好。现在看来政策在加码，大家高度注意的是，财政真的发力了，公开宣布了年度预算调整方案，增发一万亿元的国债，既扩大内需，又优化结构增加后劲儿，又给地方政府以资金支持。还有实际上“只做不说”的地方政府层面的化债安排（可能各位朋友也都听说了）。四季度大的概率，是继续向好，这样一来今年有可能完成得比5%高一些。但今年哪怕达到按照一般人现在认为达不到的6%这个同比站在中高速区间的状态，算一下去年、今年两年的复合平均增长速度，也只有4.5%或者4.5%稍高一点儿。所以从2011年开始的整个下行过程，到了今年，还是一直走低下来的这样一个曲线，但是明年、后年在大概率上，不会出现新低。所以我说契机之年的意思就在这里：今年同比站在了中高速，明后年继续站在中高速——这是应该争取的。现在有人说得比较悲观了，说明年又要落到5%以下。我认为经过努力，客观的因素加上我们主观努力，应该看到很有希望明年继续站在5%以上。至于说决策上最后怎么考虑，我们还可以拭目以待。如果是这样一个可能性，市场人士、企业界的朋友们是不是就得有所准备？机遇偏爱有准备的人，该发力的时候，该出手做投资的时候，形势比人强给出的那种有利条件，什么时候在自己的赛道上发生？这就得具体做出预案，做比较充分的研究了。不同的赛道不同的情况，但是总体来说大家最关心的烘托着整个运行氛围的房地产领域，现在一线城市风向标已经非常清楚，已经有把握说将是一个于波动中，由“冰火两重天”的火的这一边带着冰的这一边走完回暖过程的一个大势了。这个大的背景，配上我前面所说的宏观上财政政策在发力，货币政策一定会延续原来所说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那么明、后年谨慎乐观地可以看到，很有希望避免出现新低而站在中高速区间。
这是我说的一个实务层面的判断，供各位参考。谢谢！
（附注：10月31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新闻通稿中，表述的会议指导精神包括：“促进长期资本形成”，“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拓宽银行资本金补充渠道”，“吸引更多外资金融机构和长期资本来华展业兴业”。可知中央指导精神所涉及的，既有国有资本，也有非国有资本，“资本”用语的本身，这里是没有任何贬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