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吉林白城市瓦房镇振林村村民黄德义因搭建浮桥收费被判有罪一案引发关注。3月31日，黄德义认为自己无罪的申诉被法院驳回。法院认为，其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私自建桥拦截过往车辆收费，且受到多次行政处罚后仍拒不改正，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的犯罪事实。

从媒体报道的案情来看，当地许多村落都位于洮儿河两岸，洮儿河既是村民生产生活的母亲河，也给日常通行带来了各种不便。“如果去河对岸种地，只能绕行，单程就要多绕行70公里，开农用车得走3个多小时”。90年代，黄德义出钱造了三条铁皮船，连接在一起，和其三哥一起摆渡。因三条船组成的摆渡船，能摆渡的人和车毕竟有限。2014年，黄德义又焊了十三条铁皮船，搭建了一个固定浮桥。

对此，法院判决认定，黄德义及其他人员于2005年至2014年搭建船体浮桥收取过桥费；2014年至2018年搭建固定浮桥。黄德义组织排班并制定收费标准，小车5元大车10元，拦截过往车辆收取过桥费，过路费总计为52950元，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判处黄德义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其他多人也分别被处以不同刑事处罚。

↑搭建浮桥的铁皮船，如今都已闲置

从法院判决来看，黄德义构成寻衅滋事罪，关键点在于黄德义“拦截”过往车辆收费。这里的“拦截”显然不是拦路打劫钱财的意思（否则就构成抢劫罪了），更多可能是因为修了浮桥，你要从这过就得给过桥费。这样一来，问题就在于该不该收费，收多少。水利管理部门因黄德义擅自修桥、收费，所以予以行政处罚，也是执法有据。只不过，在笔者看来，上述问题却未必是本案适用寻衅滋事罪的根据。

寻衅滋事罪在本质上是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寻衅滋事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是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是无事生非实施斗狠、挑衅等滋事行为。根据刑法规定，只有实施下列行为才构成寻衅滋事，即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判决书所述的“拦截过往车辆收取过桥费”大约就是其中的“强拿硬要”性质，但从报道来看，黄德义的行为似乎又并非如此。

比如，被黄德义收费最多的是村民李某某，共2万元。法院把这笔钱给李某某后，他又把钱退给了黄德义。李某某认为，黄德义搭这个桥，确实给村民带来了方便。这说明李某某交钱带有某种“自愿性”。退一步讲，如果有其他人既要过桥，又不给费用，黄德义强行让其缴费，否则不让过。要构成寻衅滋事罪，还得看是否达到破坏社会秩序且“情节恶劣”的程度。对于收费，黄德义表示，不仅搭桥的成本没有收回，而且自己从未强制要过别人的钱，对附近村民基本不收钱，有愿意给的就给，不愿意给的就不给，一般的过路人，也没有说不给钱就不让过。当地多位村民对此说法予以了证实。

以私人修桥来说，我国水法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擅自修建水工程，或者建设桥梁、码头等，且防洪法未作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负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另外，我国公路法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公路上非法设卡、收费、罚款和拦截车辆。而违反以上法律规定的，都应被依法追究行政法律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

犯罪是严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衡量是否有罪的基本依据在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黄德义擅自修桥、收费无疑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但要构成犯罪须考虑当时“修桥”的危害性。

从部分村民反应来看，没有浮桥后，要去河对岸种地，得多绕行数十公里路程，开农用车得走几个小时，巨大的时间和金钱成本让去河对岸种地成了一种两难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村民对于桥的需求是黄德义涉罪的诱因，但也可以说是黄德义案件值得深思的地方。无论黄德义的申诉能否成功，有关部门都有必要把这个案件延伸到回应当地村民的民生需求，解决他们的生产生活困难，这无疑比追究黄德义等人的刑事责任更加重要，也更为迫切。

编辑 汪垠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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