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出口成为中国经济的亮点，但投资、消费增速下降仍构成拖累。近期，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需要进一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近日举办的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期间，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浦山基金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他表示：“我自己的简单推算显示，鉴于今年上半年消费增速明显低于2023年、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大幅下降，为实现今年的GDP增速目标，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应比2023年有大幅度提高。但为此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资金与今年财政预算资金之间存在巨大缺口。为了弥补这一缺口，除了加快特别国债的发行速度外，还应该考虑进一步增加国债发行规模。”

事实上，目前在是否应该采取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这个关键问题上，国内学界已经趋于一致，但在如何刺激有效需求问题上还存在明显分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刺激消费，因为中国投资过度、投资效率不足；但余永定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中国还应该依靠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启动经济。

2024年9月5日，余永定在第六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言

应对有效需求不足

最新数据显示，按人民币计价，中国8月出口同比增长8.4%，进口增长同比持平。2024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8.58万亿元，同比增长6.0%，出口成为经济的亮点。

但经济“三驾马车”中的投资和消费仍有待提升。2024年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37万亿元，同比增长3.5%；受制于房地产投资下滑，2024年1-7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6%。

“按粗略估计，消费和投资在GDP的占比高达97%-98%，净出口占比约为2%-3%，即使出口亮眼，其对GDP增速的贡献充其量仅有0.1%左右。”余永定对此表示，进一步刺激有效需求至关重要，关键在于加大投资力度。

余永定认为，目前在如何刺激有效需求的问题上还存在明显分歧。在他看来，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仅靠拉动消费很难持续明显提振经济。去年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是82.5%。用1-7月社零消费的增速代表最终消费的增长，全年消费对GDP增长预计贡献大约2个百分点。

对此，余永定提出，中国政府应该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投资为突破口，创造“挤入效应”带动各个领域的企业投资，特别是民间企业投资。经济增速提高将带来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收入预期的改善，从而提升居民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加将弥补总需求不足的缺口，缓解低通胀压力，并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使中国经济保持5%-6%的年均增速。

基建投资增加

有利于经济整体效率提高

对于增加基建投资，不乏观点认为，当前基础设施项目饱和、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低下，以及这将加剧产能过剩等。

余永定对此表示，中国是世界上基础设施建设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许多领域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是超前的。但是也应看到，中国可以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俯拾皆是。

除传统基础设施项目外，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提出“新基建”概念，其中包含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202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此外，在公共投资（教育、医疗、养老）领域，中国的投资缺口也是明显的。

就投资效率和回报来说，余永定建议关注基础设施的“公共物品”属性，这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但一般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很低且难以产生现金流，因而是民间投资不愿涉足的领域。

“基础设施投资，首先应该考虑的是社会、经济效益，而不是利润和现金流。由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非盈利性，中央政府应该承担为基础设施投融资的主要责任。总需求不足时期恰恰是大力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时机。”他认为，总需求不足、就业不充分本身是最大的浪费。事实上，投资效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有利于经济整体效率的提高。

此外，针对产能过剩的担心，余永定表示，在宏观经济层面，产能过剩与总需求不足可以说是同一个概念，为弥补有效需求不足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不会导致宏观层面的“产能过剩”。

但他并不主张特定行业的政府干预或刺激。“政府不应干预行业层面的问题，同时，产业政策不能外溢到贸易政策上，如果违背了WTO规则，可能加剧贸易摩擦，因此不应该把产业政策变成出口导向。”

加快项目储备和国债发行

若要加大投资以促进消费，当前有没有好的储备项目？今年财政预算资金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巨大缺口，国债、地方债发行速度亦慢于预期，若要加大财政力度，资金缺口如何解决？

余永定认为，当前有两个重点投资方向，一是城市更新和乡村建设。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城市化快速推进，很多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已经到了需要更新的时候。而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乡村建设已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任务。

另一个是新兴产业培育。从电动汽车、集成电路等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通过前端政府基金投入引导、公共平台配套、后端政策激励和应用场景开放等一系列举措，可以把一些重要产业做起来。

进入第四季度，余永定认为，亟需加快项目储备和国债发行。此前，中金公司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新增地方债累计发行额为1.6万亿元，发行进度仅为35%。其中，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累计发行1.3万亿元，发行进度约34%，低于2022年与2023年同期。

余永定称，“当前，财政扩张的制约虽然提升了财政韧性，但在特定时期可能导致经济动能不足。事实上，如果利率足够低，更多发债并不会导致赤字率攀升。”

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他建议，除了加快特别国债的发行，还可以考虑进一步增加国债发行规模。

“超长期特别国债销售的成功，说明机构对国债的需求旺盛，以及市场对于中国长期主权信用的信心。中国依然有相当大的财政扩张空间，担心国债数量巨大、市场难以消化是没有必要的。”他称，一直苦于“资产荒”的商业银行和资管机构并不缺少购买国债的意愿和资金，更何况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防止国债增发导致收益率曲线上升，以及对民营企业的“挤出效应”。

余永定表示，当前除了政府储备项目，亟需一揽子政策，包括财政、货币刺激计划，充分利用所谓的“宣示效应”（”announcement effect”），提振市场、投资者和公众的信心，为明年经济的较好增长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