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为了认清中国农村和小城市的经济状况，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利用红军在安远、寻乌、平远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在寻乌开展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写出了八万多字、足以载入史册的农村调查经典之作——《寻乌调查》。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做调查研究

注重实际、注重调查研究，是毛泽东的个人成功秘诀，也是他能够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他在不同场合不只一次强调调查研究，掌握客观实际的重要性。早在1918年，25岁的毛泽东已经争取到公费赴法留学的名额，但他却放弃了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在致周世钊的信中他说明了原因，他说：“我想暂不出国，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已然意识到，要想改变中国的旧面貌，必须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以掌握实际情况。

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右派逐渐排斥共产党人，1926年3月策划“中山舰事件”，2个月后通过了《整理党务案》，意图在于把共产党人排挤出中国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打击中国国民党左派，夺取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权。面对国民党右派的步步紧逼，陈独秀一味采取妥协退让，把革命希望寄托在汪精卫、唐生智等国民党军事将令上，毛泽东与他发生激烈的争执，认为广大工农群众才是革命真正可以依靠的力量。陈独秀不以为然，还反对毛泽东在湖南所搞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则深入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深入考察了湖南的农民运动，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蔡和森对此报告赞不绝口，但陈独秀依然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终导致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惨遭屠杀。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汉口紧急召开会议，批判和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他在党内的职务。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得来的”著名论断，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赴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并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下山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党内原有的某些“左”倾情绪又有了新的抬头，矍秋白的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他们离开实际调查，迷信本本去指挥工作，再加上存在为在大革命中牺牲的战友报仇的急切心态，对中间阶级的策略始终模糊，有时甚至对农民和城市下层小资产者以外的部分社会成分执行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和策略，幻想着攻打大城市，在城市和乡村同时举行农民暴动，让革命在一省和数省同时取得胜利。为及时解决这些问题，防止出现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很希望能找到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城市解剖一下城市商业的内幕。因为他深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正确的政策和策略，革命事业才能蓬勃发展，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必须要经过调查研究，了解了实际情况才能制定出来。而寻乌位于赣粤闽三省交界处，是江西赣州和广东梅县商品流通的中转站。因此，这里就成了赣南革命根据地商品流通的咽喉。1930年5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来到寻乌，在分析了寻乌的情况后，认为有计划地帮助寻乌红色区域的党和群众去组织政权、建立武装、分配土地，把全县赤化了的红色区域扩展到邻近各县，对巩固和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沟通和推进三省红色区域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毛泽东选择在寻乌进行社会调查。

二、毛泽东在寻乌是如何开展调查研究的

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观花”，一种是“下马观花”。“走马观花”可以迅速了解事物的概况，但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下马看花”虽然耗时多些，但能看到事物的内部，发现问题的本质。扎实的社会调查是不能用“大概”来敷衍的，要靠事实说话，靠数字说话。故毛泽东抵达寻乌后，在时任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到寻乌城南的长宁镇马蹄岗上一个由几栋古朴的民居建筑围出的一个大院子里，请了县、区、乡苏维埃干部和教师、商人、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士兵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座谈，毛泽东在这里进行了20多天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开了10多天的调查会。具经历过调查座谈会的寻乌县晨光镇龙图村乡医兼教师刘淑士1965年5月回忆，她说：“我记得当时开会时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签到，毛泽东同志亲口问亲手记。问了寻乌的农业、工业、交通、卫生、教育、妇女、风俗、山水、婚姻等情况，问了农民的生活如何、债务如何，问了教员的工薪高的多少、低的多少等。”通过调查，毛泽东掌握并科学分析研判了大量一手材料，从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到政治经济，从旧有土地关系到土地革命以及妇女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他都调查得一清二楚。

调查结束后，毛泽东根据调研情况，写出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报告共5章39节，8万多字。文中既有数据统计，又有历史沿革说明；既有行业调查，也有阶级分析；具体到杂货店经营的131种洋货，农村祠堂过节时如何分谷分肉，都有详细体现。又在寻乌调查基础上写出了哲学著作《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人们熟知的“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名句。这篇著名文章，标志着毛泽东思想三大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初步形成。

后来毛泽东曾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假如对地主一点儿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入孤立。”通过这次调查，进一步证明了“保护中小商人、公买公卖”的政策是完全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及时纠正了一些过“左”的倾向，从而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使红色区域的商业出现了市场繁荣、生意兴隆的景象，对活跃红色区域的城乡经济，解决红军给养和根据地人民生活必需品起了极为有益的作用。

三、遵义会议前毛泽东还有哪些调查报告

毛泽东把调查研究看作是领导干部的基本功，一生高度重视调查研究，他在极其繁重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亲自做过无数次深入细致的调查。仅在遵义会议以前，他就在农村专门做过十几个系统的调查。有一些调查报告因环境恶劣，或受损、或丢失了，如衡山、永新两个调查报告，毛泽东非常痛心，他曾说：“掉别的任何东西，我不着急，失掉这些调查（特别是衡山、永新两个），使我时常念及，永久也不会忘记。”除了丢失的这两份调查报告，遵义会议以前保留下来的调查报告共有7篇，分别如下：

第一篇：《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926年），约3000字。这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最早的一篇比较完整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1926年做的，主要是了解佃农生活的整体状况。这份调查报告后来被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教材，为从事农民运动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第二篇：《寻乌调查》（1930年5月），8万多字。这是毛泽东早期“最大规模”的一次调查活动，主要是了解城镇商业。毛泽东说在这之前“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自开始从事调查研究活动以来，他认为：“我做的调查以这次为最大规模。”

第三篇：《兴国调查》（1930年10月），3万多字。这次调查后，毛泽东开始有了“农村的基础概念”。了解中国农村，历来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的重点，因此他在江西的兴国县永丰区农村作了一次“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的农村调查。后来毛泽东曾说，“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础概念。”

第四篇：《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约5000字。这是毛泽东紧接着兴国调查后做的一个专题调查。这次调查是毛泽东在红军行军途中做的，主要是想了解“这些地方的村乡两级苏维埃在土地斗争中的组织和活动情形”。毛泽东说，“在这次调查前，我对于那些情形的观念是模糊的”。调查后发现，“哪晓得实际情形完全两样！”

第五篇：《木口村调查》（1930年11月），不到2000字。这次调查可以说是毛泽东做过的最短的一次调查。这是毛泽东等人途经吉水县一个叫木口的小村子吃午饭时，利用短暂的时间做的一次专题调查，目的是了解“村政府委员的成分及本村所杀反动分子的成分”。

第六篇：《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1933年11月），共3万多字。这两次调查是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治理国家的探索。但是，人民政府如何管理，苏维埃政权如何运转？一切都很陌生。毛泽东认为，必须找到一些典型经验，推广一些基层好的做法。于是便有了1933年11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

最后，用毛主席《调查工作》文中的两句著作认断为结束语：“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