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随着大规模运动的开始，许多地方干部在风头中受到了冲击，被迫“靠边站”。在这个关键时刻，军队接到支援地方的指令，一些大军区的高级领导纷纷接手地方工作。比如，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兼任甘肃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兼任福州市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则兼任广州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这些领导身兼军区的决策者与地方的“一把手”，因此被称为“四个第一”。 在担任过“四个第一”的领导中，很多都是上将，而中将的数量更多。大军区中的少将中，只有龙书金和丁盛曾经担任过“四个第一”，他们也是最早担任司令员的少将之一。说到丁盛，他先后在广州军区、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时间比龙书金更长，且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比龙书金要早。

1929年，丁盛只有16岁。那一年，红四军在朱毛的率领下，从井冈山出发，经过丁盛所在的地方。正在放牛的丁盛和其他6个孩子，一边放牛一边忍受着困苦的日子，心生念头：为什么不当兵呢？这样就可以不再受苦，吃饱饭。这些孩子都知道红军打土豪，抢了财物，杀了猪羊，于是，他们决定加入红军。当时丁盛的动机非常简单——为了能吃饱饭，而革命的意义他并没有完全理解。 在丁盛的革命历程中，虽然他经历了漫长的战争岁月，但在作战单位的时间并不算长。初期，他担任通讯员，跟随王稼祥身边，学习到了很多东西。后来，他被推荐到红军学校继续深造。长征期间，他担任指导员。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又被派往红军大学上干队学习。到1936年春，他被分配到保卫局担任指导员。

从参加红军到抗战初期的8年里，丁盛的战斗经历相对较少。抗战时期，他被调到120师，成为宋时轮的部下。1938年，在宋时轮的指挥下，他进入冀东开辟根据地，并与邓华的支队合编，组成了八路军四纵。丁盛在前线作战的时间长达3年，直至1940年，他被选为七大代表，前往延安开会。然而，由于形势的变化，大会推迟了，他便留在延安继续学习。直到1945年抗战结束后，丁盛才被派到热河一带参加战斗。 在解放战争的四年里，丁盛参加了不少大战役，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获得了更大的历练。新中国成立后，丁盛依然活跃在战斗一线，参与了许多重要战役，比如抗美援朝、西藏平叛以及对印自卫反击战等。1968年，他被调任到广州军区担任副司令员，不到一年就升任为广州军区司令员。 1971年，毛主席南巡来到湖南长沙，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司令员丁盛一同前去汇报工作。毛主席与他们并不熟悉，经过简短的交谈，得知丁盛曾是七大代表时，主席表示对他印象深刻，还特别指出：“你可不能摆老资格，不要搞宗派。”这种话语提醒了丁盛，革命不仅仅是功劳和资格的体现，更是对未来战略和使命的思考。 1972年，政委刘兴元调任成都军区后，丁盛接替了他的一些职务，担任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成为了“四个第一”的一员。然而，丁盛在军地工作仅仅一年多，在1973年，随着八大军区的职务调整，他被调往南京军区担任司令员，开始不再负责地方事务。

然而，1977年，丁盛由于一些原因受到冲击，开始接受审查。1977年到1981年间，他先后被监禁两次，并于1982年被安置为团级干部，定居南昌。此后，他便过上了漂泊不定的生活，有时在南昌，有时在南京，还曾前往深圳，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直到1995年，丁盛才终于被安置到广州军区干休所，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漂泊生活。这些年里，他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历史的风云变幻。虽然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但丁盛的革命精神和在中国军事历史中的地位，仍然不可磨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