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增收不增利。

作者｜刘钦文

编辑｜高远山

从“与公司无关”到被“刑事拘留”，一桩贯穿IPO全流程的陈年旧案如何反噬上市公司？

2026年6月24日深夜，合成生物龙头华恒生物（688639.SH）连发三则公告，让投资者寝食难安。

公告一表示，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郭恒华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合肥市公安局蜀山分局刑事拘留。公司紧急声明“调查事项与公司经营无关”。

图源：公告

公告二为郭恒华当日递交书面辞职报告，辞去公司全部职务。董事会紧急选举原执行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樊义接任董事长与总经理。

公告三则涉及公司的另一起资本运作，董事会审议通过终止发行H股股票并在港交所主板上市的议案。而就在两天前的6月22日，公司才刚刚通过港交所聆讯。从过聆讯到终止上市，仅隔两天。

尽管公司在公告中强调“调查事项与公司经营无关”，但资本市场用20%的跌停给出了自己的答案。6月25日开盘，华恒生物股价20%一字跌停，到收盘报17.12元/股，市值从54亿元骤降至约42.82亿元，单日蒸发逾10亿元。

图源：百度股市通

01

实控人涉非吸案，

IPO三轮问询埋下“伏笔”

这并非一桩突如其来的案件。早在2020年华恒生物科创板IPO审核期间，上交所上市委就已高度关注此事，密集问询郭恒华与“非法集资”的关联。

郭恒华此次涉案，源头指向其早年合作伙伴薛金合主导的“巾帼系”企业，包括合肥高新区巾帼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安徽巾帼典当有限公司、合肥巾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家类金融主体。

郭恒华曾在其中担任巾帼小贷董事、巾帼典当执行董事兼法定代表人，并为部分巾帼系公司运营提供个人担保。

薛金合自2011年起依托巾帼小贷线下渠道开展高息募资，后上线“微金易贷”“她金控”等线上网贷平台进一步扩大吸存规模。2020年，薛金合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被合肥蜀山区法院一审判处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9年，合肥中院二审维持原判。薛金合同时也是华恒生物的早期小额自然人股东。

上交所在三轮《问询函》中对此均密切关注，几乎精准预判了今天发生的一切。

首轮、二轮问询中，监管分别提出10个和6个问题，直指郭恒华身兼巾帼小额贷款股东、董事，深度参与“巾帼系”旗下巾帼典当、微金易贷、她金控等网贷平台运营，要求完整披露17起关联民间借贷、担保诉讼案件明细，区分郭恒华签字担保、被动牵连、未参与三类情形。

当年的回复文件显示，郭恒华仅为部分借款提供担保，未实际参与网贷平台资金归集、对外吸储；所有涉诉案件均为民事纠纷，法院终审判决未认定其存在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相关违法犯罪行为；上市公司与“巾帼系”平台无任何资金往来，不存在为实控人债务兜底情形。

图源：问询回复函

第三轮问询中，监管继续追问7个问题，再次要求说明郭恒华是否存在因其在上述“巾帼系”公司任职，或作为公司股东而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或其他法律责任的可能；是否存在针对郭恒华持有发行人股权提出冻结、拍卖或其他类似请求的情形；郭恒华是否存在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出境或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等情形。

面对问询，保荐机构和律师团队也给出了详尽的法律意见。他们指出，非法集资款项均流入薛金合个人账户，生效判决未认定“巾帼系”公司承担责任，也未要求股东退回分红；郭恒华出具承诺，若分红被追缴，将以持有的华恒生物股份以外的其他财产独立清偿。

律师最终结论认为，分红被追缴的可能性较小，郭恒华及“巾帼系”公司不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行为，不涉及刑事犯罪。

这份结论，建立在彼时司法判决未追究郭恒华刑事责任的前提之上。然而五年后，这个前提被彻底推翻。

2020年薛金合案终审，郭恒华未被认定涉案；2021年4月，华恒生物成功登陆科创板；2024年2月，有原告要求郭恒华作为巾帼小贷及巾帼典当的担保人承担连带责任；2026年4月，合肥市蜀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令郭恒华向原告支付约340万元。

本次冲刺港股阶段，港股《招股书》再次复制科创板问询回复逻辑，重申郭恒华过往仅涉及民事担保纠纷，无任何刑事处罚、立案调查记录。然而聆讯通过仅48小时，6月24日，即爆出刑拘公告。

02

公司增收不增利，

火速终止港股IPO

实控人被刑拘的“黑天鹅”，恰逢公司基本面最为脆弱的时刻。

华恒生物成立于2005年，其所处的合成生物学赛道曾被资本市场寄予厚望。公司是全球首家实现L-丙氨酸和L-缬氨酸厌氧发酵法产业化的企业，据弗若斯特沙利文2024年行业数据，L-丙氨酸全球市场份额达43.3%，L-缬氨酸全球份额达26.9%，均位列全球第一。

公司以可再生葡萄糖为原料，通过微生物细胞工厂大规模生产生物基化学品，产品覆盖动物营养、日化护理、食品饮料、先进材料等领域，与全球89个国家超过815个客户建立合作关系。

然而，这家全球细分领域的隐形冠军，正深陷“增收不增利”的泥潭。

2023年至2025年，营收从19.38亿元增至28.62亿元，但归母净利润从4.49亿元暴跌至1.32亿元，2024年、2025年降幅分别高达57.8%和30.13%。

2026年一季度，营收7.71亿元，同比增长12.26%，但净利润仅4209.73万元，同比下降17.61%。上交所已就2025年年报向公司下发问询函，要求量化分析净利润下滑原因及说明是否具有持续性。

业绩承压的核心根源，是行业产能集中释放带来的供需失衡。近年来国内氨基酸赛道新产能持续落地，叠加公司自身大规模扩产，2024年公司完成7亿元定增募资，资金全部投向 “丁二酸联产缬氨酸/肌醇”“苹果酸联产色氨酸” 两大产能项目，相关产线在2025年集中投产转固。截至2025年末，公司固定资产账面价值达26.5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4.95%。

供给端集中放量叠加下游需求复苏不及预期，直接引发全品类产品价格持续下行。根据公司对交易所的量化测算，2025年产品售价下跌合计拖累公司利润约2.81亿元。

图源：公告

正是在这样的基本面背景下，华恒生物于2025年9月启动了H股上市计划。公司计划发行不超过3195.93万股境外上市普通股，募资用于合成生物技术研发、全球化扩张和产能升级。

2025年7月，公司与全球性化工巨头赢创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聚焦生物基氨基酸产品的研发与推广，“A+H”两地上市被视为这一国际化战略的核心支点。

2026年4月2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境外发行上市备案通知书，4月30日二次递表港交所，6月4日港交所召开聆讯会，6月22日港交所官网公示通过聆讯结果。从首次递表到通过聆讯，历时近九个月，一切似乎水到渠成。然而6月24日的深夜公告，让所有努力在终点线前功亏一篑。

“H股上市计划的终止本身就意味着公司之前为登陆港股所投入的时间、人力、中介服务成本全部付诸东流，前期铺垫的境外投资者沟通、募资用途规划也全部暂停，叠加实控人涉案的负面舆情，公司的市场估值会在短期内出现明显承压，公众对于公司合规性的质疑会快速蔓延，甚至会引发监管层的额外关注，后续的信息披露要求会更加严格，相关的问询、核查程序也会随之增加，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应对舆情和监管沟通，分散日常经营的资源。”新智派新质生产力会客厅联合创始发起人袁帅表示。

03

实控人控股超三成，

曾入选“中国杰出商界女性100” 榜单

除了H股被终止外，对于华恒生物而言，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实控人层面。

郭恒华的财富故事，始于合肥化工厂。1964年出生的她，18岁从合肥化工技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合肥化工厂。这家工厂是安徽氯碱化工集团的前身，主要生产氯碱化工、精细化工和农业化工产品。

郭恒华从一名普通化工技术员做起，到2003年，她已升任集团常务副总经理。也是在这一年，郭恒华辞去国企高管职务，开始筹备创业。两年后的2005年4月，41岁的郭恒华与哥哥郭恒平共同出资100万元，在安徽合肥注册成立了安徽华恒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华恒生物的前身。

2021年4月，历经多重波折后，华恒生物终于登陆上交所科创板，IPO募资6.25亿元。2024年，公司又完成一轮定增，募资约7亿元。从100万起步到IPO、定增募资超13亿元，郭恒华用了整整十六年。因此，郭恒华也是华恒生物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

2024年3月7日，福布斯中国公布“2024福布斯中国杰出商界女性100” 榜单，郭恒华与华为的孟晚舟、格力的董明珠等知名企业家同列榜单。

根据2026年一季报，郭恒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上市公司30.78%的表决权。

这种结构在公司正常运转时并无大碍，创始人集权往往有助于提高决策效率。但当实控人因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辞去全部职务时，这30.78%的表决权瞬间从“决策权”变成了“不确定性”。

首先，“实控人涉案，股权高度集中的风险会被快速放大，最直接的就是控制权悬空风险，由于没有其他可以制衡的大股东，实控人被刑拘后，公司的核心决策层出现真空，原本由实控人主导的战略规划、重大投资、人事任免等决策都无法正常推进，其他管理层没有足够的权限和权威推动相关工作，甚至可能出现内部管理层为了争夺控制权产生内耗的情况。”袁帅表示。

其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通常伴随着大规模的兑付义务。郭恒华所控制的上市公司股权，作为流动性极好的优质资产，面临被司法冻结乃至拍卖的切实风险。

“实控人所持有的股份后续如果因为涉案被司法冻结、拍卖，会直接导致公司控制权出现变更，这种变更的不确定性会给公司的经营带来巨大的波动。分散股权结构的公司本身有完善的决策制衡机制，单个股东出现风险，其他股东可以快速介入稳定局面，决策层不会立刻陷入瘫痪，风险会在股东层面先被消化一部分，传导到经营层的速度慢、影响小，而股权高度集中的公司，实控人的风险会直接穿透到经营层，没有任何缓冲地带，几乎是实控人风险爆发的同时，公司的经营、融资、合作全链路都会同步受到冲击。”袁帅进一步分析指出。

袁帅建议，从合规角度来看，可行的治理补救方案首先是尽快完成管理层的稳定交接，完善董事会的运作机制，引入独立董事发挥监督作用，提升中小股东在董事会中的话语权，将原本集中在实控人手中的权力拆分到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各个层面，形成内部制衡。

袁帅同时也提醒，各类方案都需要在平衡各方利益、处置实控人遗留问题、稳定公司经营之间找到平衡点，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阻碍，都会导致治理补救的进度滞后，进一步放大公司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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