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被媒体称作“企业家元年”。在这个神奇的年份里，消失多年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重新被唤回中国，从而开启了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鲁冠球、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刘永好兄弟、南存辉……等等，作为“探路者”，他们在创业历程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凝聚起当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亚布力论坛曾出版的书籍《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就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企业家们的奋斗传奇与非凡精神风貌。

2024年，距离1984年整整40年。在这特别的时刻，我们将依据《一九八四：企业家归来》这本书推出系列内容，再次呈现与纪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像。

本期，让我们一起走进柳传志，了解他如何从代理电脑销售开始，逐步让联想这艘航船成长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巨轮。

“我自己觉得我这辈子就是太值了。70年代我和太太上街，曾经梦想老了以后能不能买辆三轮车，我拉着她去旅游，我当时的最高储蓄才80块钱。但是今天已经过上了比当时远远好得多的富裕生活，战胜了不计其数的困难和挑战。我生活在中国历史时代的拐点上，希望有可能看到中国在全方位成为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国家。”

这是2014年初柳传志的“七十自述”。与许多企业家不同，柳传志真正的事业是从40岁才开始的。1984年秋天，这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的工程师“下海”经商，他和另十位同事在计算所的传达室（一间仅有 20 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成立了公司，名字很长——“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启动资金20万元。

联想前身——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创业的主要动机，柳传志后来回忆说，改善生活占20％，另80％是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够做点什么。他觉得自己前40年的日子过得窝囊，憋得慌，好像没有做出对社会有点贡献的事，想看看自己到底有什么本事，真正的人生价值是什么。那时候有志气的人都奔着科学家的理想而去，经商的名声并不招人待见，书生下海虽成一时之风气，其实大都是“逼上梁山”。

柳传志在离开中科院人事局时，态度坚定，他是铁了心要干一番事业的。而他能笼络王树和、张祖祥、倪光南、李勤等人先后加盟，也是因为他们始终在体制的温室里仍留有一张床位。杀伐决断是企业家精神的一个要素，但“既做事又不能成为牺牲者”，柳传志也为他的同事们的预期设置了心理底线。

计算所所长曾茂朝除了把所里的20万元交给柳传志，三项关键性权力——财权、人事权、决策权，也一并放手。且兑现了承诺，柳、王、张等人，公司职务后面都有括号，“正处”“副处”稳稳装在括号里。公司高管仍保有体制内身份，既无后顾之忧，当可放手一搏。

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在批准计算所公司成立之后，曾与柳传志有过一次谈话，柳传志信心满满 ：“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事实上，这一群体制内的书生们并不确切知道“公司”应该做什么，对它的未来亦一无所知，他们只隐约感到，时代变了。在那个“变了的时代”里，自由的气息在空气中流动，人心随着希望不断加快跳动，漫长的沉寂中积聚起来的精神力量喷薄欲出。

柳传志

尤其到了1984年10月，恰是柳传志们创业之时，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质朴的话语把人们被压抑多年的创业本能和潜能激发出来。辞职下海成了潮流，创业公司一个个出现在中关村的大街上，如雨后春笋。和一夜之间生长出来的无数新公司一样，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最初也在市场上到处乱撞。他们四处打探机会，寻找项目，一些政府部门开会，他们早早地来到会场，坐在第一排，有讨论就积极发言，“只为了给领导留个好印象”。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电子表、旱冰鞋、冰箱、彩电，与大部分投机商人一样，他们试图通过倒卖稀缺物资来获取原始积累。

那是一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因而仿佛到处蕴含商机，又满世界充满混乱。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节，机会中也总潜伏着骗局和陷阱。这个后来成长为“联想”的公司，在其发展的道路上，经历过几次惨重的被骗或打击，这些重大“经营事故”，每一个都足有可能使年轻的联想在厄运中夭折。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彩电是紧俏商品，能有渠道弄到，必是发财之道。当一位老同学向柳传志透露江西有渠道能购买到大批彩电时，他们都相信赚钱的机会来了。虽然也派人作了核实，但还是遇到了江湖骗子，14万元汇到江西，彩电连“毛”都没看到。曾茂朝给计算所公司最初的20万元启动资金被骗走了14万元，在经历了噩梦般的挫折之后，公司才逐渐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被“惊吓”与“进口许可证制度”相关。“进口许可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有标签，即便有资金，且照章缴纳关税，也不能随意进口电脑。这一“政府许可”在80年代覆盖的商品超过百种，大到汽车钢材，小至手表首饰。倒卖“进口许可证”获利，便成其中营生之一，柳传志要做电脑生意，只得寻找有许可证的机构。

香港中银集团电脑部下属的四维公司有IBM电脑的代理权，柳传志主动上门寻求合作。两家公司很快达成意向：柳在内地为四维公司寻找客户，利润双方平分。1986年，柳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各种努力在轻工业部取得了一个订单，200台IBM电脑，外加全套机器的服务业务。柳传志们在这笔生意里，销售电脑获利4万美金，提供维护服务赚取4万美金。四维公司分得了销售电脑4万美金中的一半，另4万美金的服务利润，按理与四维无关。分配利润时却横生枝节，四维截取了服务利润的一半。柳传志感到无比委屈和忿然，2万美金足够支付公司全体员工一年的工资了。他心急如焚赶往深圳，隔着深圳河给对岸的香港中银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信，“写到痛处，泪流满面”。或许是这些诚挚的情感终于打动对方，柳也要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钱。

更严重的事情接踵而至。1986年秋天，柳传志在深圳找到了采购电脑的客户，但这笔订单需要支付300万本金。李勤跑到中科院去借钱，在得到18位领导签字后，300万元汇往深圳。款付了，但客户却不见了，柳传志和李勤饱受煎熬。好在又是另一场“惊吓”，电脑最终还是运到了北京，但柳自此患上神经系统紊乱之症，日后的诊断称或是美尼尔综合征的前兆。只有柳自己清楚，这病是“吓出来的”。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各类民间企业的野蛮生长，其“原始积累”背后大都背负道德或法律的“红字”，比如许可证后面的寻租和设租，审批制下的紧缺商品倒卖，价格“双轨制”里的差价获利，从这个年代杀将出来的中国企业，无不笼罩所谓“原罪”阴影。本来就混乱的市场秩序，令企业家们面临着极大的商业风险，不确定的政策风险又加剧了商业风险。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锤炼，柳传志小心地游走在新体制和旧体制的中间地带，执拗地寻找一切可能的空间。处处谨慎，处处提防，中年柳传志的人生经验和生活信念时时提醒自己，避开“灰色地带”，却又要利用好中科院和计算所的“体制资源”。只有柳传志深深地明白，中科院和计算所的背景，是这家小公司最珍贵的信誉保障，包括其后为“联想”在计算机的早期制造中提供了无法估价的经验和背书，这些经验后来帮助联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一骑绝尘。即便在计算所公司草创初期，从银行贷款都以中科院计算所作为借款主体，中科院拥有的稀缺“外汇额度”，也会批给他们使用。这种特别的待遇，是那些野草般成长的民间企业所艳羡却难以得到的。这也是为什么柳传志的一些同事希望公司能够独立生存，比如建立董事会以摆脱中科院和计算所的控制，却遭到柳断然拒绝的重要原因。在联想逐渐成长壮大的日子里，柳传志无数次被迫回应这一“置疑”——“计算所只掏20万元却每年坐收数千万利润，这是占了便宜，还是理所应该？”柳传志给他的同事们摆出事实 ：中科院购买500台IBM电脑，公司赚取70万服务费；本由计算所独立承担的KT8920大型计算机项目，转交公司服务，获利60万元；为IBM北京中心代理若干项目，获利7万美元；科学家倪光南兼任公司总工程师，并把计算所的研究成果“汉字系统”带入——某种程度上，它成就了日后的“联想”。

中科院进口500台IBM电脑是在柳传志们被骗走14万元后不久，焦头烂额之际，突然绝处逢生。他们收获了超出预期的服务费，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在1985年赚到了“第一桶金”，共70万元。所有人都兴奋不已，他们发现自己终于可以运用知识获取财富；同时，也从来没有面对过这么多钱——大伙分掉？还是留着得以继续发展？

十一个创始元老共同作出了决定，把资金投入公司的未来发展。他们选择未来，也为自己赢得了未来。

在计划和市场并存的“双轨制”背景下，权力寻租的腐败现象开始在商界蔓延，第一代企业家在一个初始、混沌、无序的环境中创业。柳传志后来坦陈，早期的联想也曾在合法与非法的间隙里寻找空间。为了代理国外电脑销售，他四处打点以获得进口许可证，由于从走私者手中购买电脑配件，他也险遭牢狱之灾。

彼时走私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经济现象，对中关村许多初创企业尤其如此。尽管难以逃离恶劣的商业环境，但柳传志仍然保持了难得的清醒。“有人钻政策的空子，我们是把政策用足。”1988 年柳传志在公司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我们还是希望做堂堂正正的事，真正到国外较量一下，而不能靠利用目前国内腐败的情况，去钻这个空子。”

与四维公司打交道，只是柳传志在公司创业初期与香港的种种关联之一，这“种种关联”也为日后联想布局香港埋下了伏笔。表面上看，联想“来到香港”，是因为“进口许可证制度”卡着柳传志们从事电脑贸易，后来联想历史的研究者们给出了共同的结论：实在是柳传志技高一筹，香港不过是联想进军海外的起点。

做成四维公司的生意后，柳传志意识到公司应该拥有自己的代理品牌，而不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按图索骥，1998年，柳传志第一次来到香港。那时的香港在内地人眼中，“纸醉金迷”，无异于“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工作节奏的快速变幻，令这位外来者目不暇接。柳传志在香港选择了两个合作者：香港导远电脑系统有限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

前者是一家小公司，老板叫吕谭平。柳传志后来对联想历史的研究者讲述这段典故时喜用“瞎子和瘸子”的合作来解释他当时的选择，意思是，自己虽然拥有足够的技术力量却完全看不懂海外市场，吕谭平则相反，拥有对海外市场的成熟认知但没有技术背景。后一家公司不一样，这家叫“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的企业是国家贸促会在香港投资的国有全资公司，“背景就是能大量贷款，在借钱方面有根儿”。

更不同的是，中国技术转让有限公司在1988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其掌舵人、董事长正好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柳父早年从事银行业，其大半辈子所积累的信誉和人脉倘能为儿子所用，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资源。我们现在可以断言，正是父亲在香港的襄助，为早期联想开拓海外市场拓宽了道路。比如，帮助儿子在香港获得了大批贷款（以柳、吕当时的信誉和实力，几无可能获得香港银行业的支持），把儿子引荐给香港商界，教给儿子各类社交礼仪，凡此种种。

柳传志与香港两个合作者各投资30万港元组建了“香港联想”，三方拥有同等股权（各33.3%）。柳传志为香港联想董事长，吕谭平为总经理。因有父亲公司的投入，从情理上柳传志对香港联想握有绝对的控制权。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各方优势资源，柳传志敲开了联想海外战略的第一扇门。

1994年联想在港交所上市，左三为柳传志

1988年4月18日，柳传志在人民大会堂召开“进军海外誓师大会”。尽管手头拮据，柳却希望尽可能多地显示出自己的团队在成就一项伟大的事业，但在还未经受商业熏染、政治意味仍旧浓郁的人民大会堂里大张旗鼓搞公关活动，无论如何，在那个含蓄的年月里都显得过于张扬了。

柳传志信心满满地走进人民大会堂，发表了联想历史上头一次最为隆重的演讲。台下一片掌声，掌声里洋溢着一群中年人的创业梦想，仿佛此刻就已飞越重洋，与全球商业巨头展开激战。可现实是，记者们接受公司公关部邀请来采访报道，等到大会结束，他们都不知道公司究竟要干什么。能怪他们故意怠慢吗，“联想”这个名字，当时甚至都还没有叫起来呢。

既然铺张，干脆就铺张到极致。柳传志给年轻的郭为（后神州数码总裁）下了任务，请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参加活动。24岁的郭为刚刚硕士毕业进入计算所公司，这是柳总安排的第一个“规定动作”，不敢懈怠。于是遍寻所有社会关系，最后居然发现公司一个司机的朋友认识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的女婿。一路联系，郭为最后见到了副委员长本人，把这事给办成了。虽然首长没有发言，但也算蓬荜生辉，大获成功。

与北京张扬的“誓师”相比，香港的开张仪式就显得寒碜多了。打肿脸充胖子背后的现实是，这位扬言“进军海外”的统帅在香港那间狭小的公寓里还只能睡地铺。睡地铺的柳总为香港公司的开业选了个“黄道吉日”，6月23日星期四，并入乡随俗花5万元请了风水先生。不敢违风水先生“指示”，一一照办，烧香磕头，参拜各方神仙。

一番努力，请来了中科院院长周光召，剪彩在声势浩大的锣鼓声中结束，柳传志坚持要请周院长去参观香港联想的新办公室。当事人后来回忆，“香港新家”就在香港岛东头破落的工厂区，荒芜混乱，一塌糊涂。参观完办公室，柳传志又邀请一行人乘船游览港湾。在这条花几千块钱租来的木船上，柳传志向周光召慷慨陈述自己未来的海外发展构想，如何利用香港的优势，迎接计算机时代的到来。

陪同人员中不乏惊讶者，这么破烂的场所，这么寒酸的条件，却萌发着这么大的野心。这是理想，还是做梦？就这样，香港联想在身边人异样的眼光中开张了。

与香港人的合作，柳传志遇到不少骗子，这使他建立“香港窗口”并不得到同事的理解。但信心从来都是尊重强者的，对于柳传志来说，打开香港这扇门，就意味着联想在艰难的发展中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也因为有了“香港故事”，联想的历史才开始变得有声有色。

其后来看，由于中关村大多数公司当时都在做国外品牌计算机的代理，公司尚小的联想还无法取得IBM等国际品牌的代理资格，联想在香港的合作伙伴（吕谭平等）能扶助联想开拓海外市场，这步棋在后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竟然占据了先机。可那个时候，柳传志对香港媒体宣称联想的雄心壮志时，多被嗤之以鼻，更有媒体评论说 ：“内地表叔又来讲大话了。”

他相信未来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一定是个人电脑的天下，“公司早晚会走上这条路”——企业家独到的判断力慢慢彰显。

中科院和计算所拥有的何止于体制资源，仅计算所那些独有的专利，若转化为商品销售出去，让技术变成利润，或许就是联想取之不竭的源泉。柳传志知道新生公司还离不开中科院和计算所这两棵大树，他要做的，就是尽力挖掘这两棵树上丰富的给养。

柳传志也深知自己的短长，在研究领域他注定平庸，成不了科学家，这也不是他的志向。但做不了珠子，当“线”也不错啊。“有的人像一颗珍珠，有的人不是珍珠，不能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但他是一根线，能把那些珍珠串起来，做出一条光彩夺目的项链来。”

柳传志说，“我想我就是那根线。”“珍珠”就在身边，在联想的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最离奇的人物，他备受争议，理想主义者，技术先驱、科技领袖、敌人、伪君子、诬陷者，各种极端评价加诸一身，特别有棱有角，却又模糊不清。他就是倪光南，计算所公认的技术上的佼佼者，汉字信息处理领域的开路先锋。

倪光南

柳传志知道倪光南手上有这个神奇的东西是1985年初，商人的敏感告诉他，这是一个改变中国人生活的机会。今天不会让“90 后”感到惊讶的汉字联想功能，在30年前却让无数人啧啧称叹，“联想”的概念导致了汉字系统划时代的进步。当柳传志带着目的找到倪光南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以“LX-80 联想式汉字系统”命名，且相当成熟。仿佛，13亿中国人通往个人计算机巨大市场的路，就在眼前铺开。

柳传志说服倪光南之前，倪与信通公司、深圳中航技都有合作。信通当时的规模比联想大，他们给倪投资了约八万元，用于购置计算机，以开发汉卡。倪光南脚踩三只船，游弋不定，柳传志知道必须夺其心——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卖汉卡，只有这样倪光南才会踏实，才会跟联想紧紧绑在一起。

为了汉卡的上市，柳传志一路给倪光南开绿灯，在公司内部给予倪光南很高的地位和权力。柳曾公开告诫员工，“倪总说的都是对的”——但这种无限制的“纵容”，也为多年后两人的“决裂”埋下了隐患。这不是本书的重点，我们点到即止（读者若有兴趣， 可参看凌志军著的《联想风云》）。

1985年，计算所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350万元，王树和就在这个时候离开，去赴计算所所长助理之职。柳传志在第二年春天成为公司名义上和事实上的双重领袖。另一颗“珍珠”李勤也在柳的力邀下加盟，成为公司的副总经理，他也是后来“联想王国”的缔造者之一。

联想创业领导合影，右起第六位为柳传志，第七位为李勤

在倪光南的带领下，二型汉卡在香港研制成功，给计算所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利润。1986年，公司的营业额达到了1800万元，是上一年的五倍。想想两年前柳传志对周光召的“立志”，要做一家“200万销售收入”的大公司，不能不说，命运开始对一家中关村的创业科技公司表示了特别的垂青。

李勤的来到，让这个温文尔雅的公司有了强悍之风，而且还多了几分攻击性。以后的一年里，公司的目标直指汉卡，挣扎着把所有资源和人手都拉到汉卡的销售上。从联想汉卡开始，联想人也才真正明白自己的优势所在。这期间，关于公司未来的方向，也发生过无数争论。比如曹之江认为公司制造大型计算机的技术和经验独步江湖，应该朝大型机方向之路走去。柳传志坚定否定，“公司未来的方向不是你自己能做什么，而是人家需要你什么”。他相信未来中国的计算机市场一定是个人电脑的天下，“公司早晚会走上这条路”——企业家独到的判断力慢慢彰显。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中国人对计算机产业的认知就是这样，两种看法，相持不下。大家都预感到计算机时代已经来到，心急火燎却又无从下手。计算机的世界里的确拥有无数机会，同时也隐藏无数陷阱，联想当时最重要的利润来源仍然是代理国外品牌电脑，而同在中关村的创业企业四通公司选择电子打字机却犯了方向性错误。

1987年，联想开始代理AST，这时的中国电脑市场上只有四五个美国品牌。他们给AST电脑装配了联想汉字系统，导致这个品牌在中国市场上经常脱销，一度成为中国电脑市场的霸主。联想也大发其财，当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元，柳传志终于有资本为联想的未来布局了。

在联想的发展史上，代理业务功不可没。与AST的合作，联想培养了一批工程师队伍，为联想90年代进军个人电脑制造领域奠定了基础 ；其后与惠普的合作，杨元庆（后来的联想集团总裁）更是以惠普为师，从惠普那里得到了他日后管理PC事业部的经验，最终令他赢得了权力，也赢得了IT领袖的声誉。

就在联想为 AST 和惠普做代理的时候，柳传志面临着无数种选择，每一个选择都可能会引发不同的结局，也都可能会改变历史。一种选择是继续推广汉卡，但其市场毕竟有限；其二是开发自有品牌电脑，但暂时得不到许可，且实力有限；其三是代理国外电脑积蓄资金和能量，为自己建立起强大的销售网络。柳传志也开始看到了一个清晰的未来，他曾设想通过代理将优秀产品引入中国市 场，然后水到渠成地引进生产线，最终完成技术转移。遗憾这个计划没有实现——生产线及技术转移因为国外品牌的偏见与傲慢未能达成，然而却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使联想从此单兵突进，把竞争者远远抛下。

1989年1月30日，联想集团在海淀影剧院召开成立大会。柳传志这一天的表现异常激动，他在大会上声嘶力竭：“联想所有的员工，从1985年到现在，联想的累计营业额达到了5.5亿元，固定资产超过了5000万元。”柳传志得意洋洋地讲，台下的人听得热血沸腾。就在这一年，柳传志带领的计算所公司摒弃了原先那个长长的名字，开始第一次使用“联想”这个名字，第一次使用今天已经被抛弃的标识“Legend”。

更重要的是，在代理 AST 电脑的过程中，联想把所获利润部分用于开发“联想电脑”，傲慢的 AST 那时也完全不会相信“联想电脑”后来居然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曲线救国”的策略最终在政府那里产生了影响，“联想286电脑”终获“准生证”。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柳传志说，联想长年来追求的自己研制生产的机器，能和外国机器一争高下，这一愿望开始实现。在20世纪80年代结束的时候，计算所公司正式更名为联想集团公司。当时正值中央政府对经济秩序进行严厉的治理整顿，中关村的许多公司关了门。第一代开拓者中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风云一时的许多人物也都销声匿迹。联想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开始了由进口电脑产品的代理商向拥有自己品牌的电脑产品生产商和销售商的转型。

1989 年底，柳传志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时讲起了他的“海外发展三步曲”：第一步，就是在香港创立贸易公司香港联想；第二步，是要建立一个包括研发中心、生产基地和国际营销网络的跨国公司；第三步，是联想集团的海外上市。

迂回移师香港发展，也是形势所迫，因为那儿不需要许可证。香港联想先做贸易，再办工厂，拓展了柳传志的外向型和产业化构想。充分利用国内外的各种优势，联想最终形成了涵盖研究中心、生产基地、跨国销售网点的产业集团格局。这条充满艰辛和风险的路，他们用三年的时间走通。后来回忆起80年代这段经历，柳传志说：“迂回海外对我们影响很大，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国内做贸易，没有介入到工业制造和自有品牌建设中去，联想不可能做这么大，也谈不上以后收购IBM的PC业务这些事了。”

经过十年改革开放，“市场”慢慢回归，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也伴随着阵痛。老的政策规章不再适应新的技术、模式和创新、发展的需要，但它仍然横亘在经济生活中，企业的发展在法律的红线上徘徊、试探和权衡：若照章行事，则原地踏步；若越矩突破，则玉石俱焚。1989年公司销售业绩破2亿元，增长71%，欣喜之余，柳传志欲大加奖励。承认自利符合人性，相信人的本性中具有追求利益的特征，是柳传志治理公司的基本逻辑之一。好的薪酬体系， 能够让员工把利益追求与职业责任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但财务室报来的数据令柳传志大吃一惊：倘按既定制度兑现激励，而又依法纳税，则当年公司的利润将所剩无几。原因是，政府颁布的奖金税率高达300%，如发给员工的奖金超过三个月工资（当时政府核定每月平均标准工资为60 元），每发1元就要另上交3元给国库。这一制度在1985年施行后，即引起无数企业的不满。柳传志不愿失信于员工，他令公司财务人员从银行开具现金支票，去广州一家公司套取30万元现金，以兑现承诺。

原以为是“两全其美”的妙招，谁知此举竟酿出“税务风波”。几个月后事情败露，税务局立案调查，称柳涉嫌“偷逃国税”。以其时刑律，难脱法律处罚。经过多方求情，紧张斡旋，税务局才同意从轻发落，以罚款9万元了事。现在来看，改革开放虽逾十载，企业的工资、奖金、利润仍未能实现自主分配，它仍是一根若隐若现的“红线”，关键时刻突然亮出，无数商业英雄终被其绊倒，再也没爬起来。

在与“奖金税”的对抗中，柳传志败下阵来，这类“政策风险” 对他来说，虽然麻烦，但毕竟需要的不是抗争，而是适应。“不做改革牺牲品”这一信条时时提醒他，要花更多的精力去研究和应付环境。比如外汇限制就常令他头疼，联想经常要使用外汇去进口元器件，但又没有外汇额度，只能高价购买，有时辛苦一年得来的利润，被外汇价差吃去不少。

“政策风险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国家的政策法律（比如税法、海关法、外汇政策）是在不断地演变和完善中，企业要理解在转轨期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不严密，国家也应该允许企业在不成熟的政策面前有转圜的余地。”正视政策风险，学会妥协，这是柳传志过往30年形成的经商哲学。眼光、角度、好恶，甚至人的性格差异，有时竟然能推导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柳传志“学会妥协”的认知，是经历过一次次挫折、陷阱，甚至骗局，伴随着联想在坎坷中长大。1992年，联想在深圳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每天用货车从香港运元器件到深圳组装电脑。因为遭遇当地海关不公待遇，公司将状告到了海关总署。总署派人到深圳处理，结果是总署批评了当地海关。但从此联想在深圳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后来被迫将生产基地迁往另一个城市惠阳。柳传志从此认识到：“我们只应该关注企业的发展，纠正其他不良风气不是我们的责任。”

联想起20年后的2013年，柳在一次企业家内部交流上表达的 “在商言商”言论，其逻辑起点基本一致。“在商言商”引致舆论哗然，柳传志却坚定自己的思考：“企业家也是很软弱的。环境允许我们多说话，大环境好点儿的时候我们就多说说。但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只是把自己的事儿做好。有的人说我犬儒，那就犬儒吧——我并不觉得这些是我的追求，当一个巨人，我从来没有这类想法。”

自创办联想始，柳传志就给自己划了一个底线，最开始这个底线是“不做改革的牺牲品”，后来有人提意见说这句话不好听，柳遂改为“不在改革中犯错误”。柳认为，中国企业家是很软弱的阶层，不太可能成为改革的中坚力量，面对政府部门的不当行为，企业家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与政府抗衡，只能尽量少受损失。“我 们只想把企业做好，能够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30年过去了，环顾四周，1984年与柳传志同时起步创业的诸多风流人物，如今大多“雨打风吹去”。柳传志是一位超级现实主义者，不会让公司在洁身自好中凄然死去，也不愿让公司在不利的环境里走向绝路。他以鸡蛋的孵化环境作比喻——对企业来讲，1978年以前可能是100摄氏度的温度，到1984年我们办联想的时候，大概就是42摄氏度。今天的温度大概是40摄氏度左右。因此，生命力顽强的鸡蛋就要研究周边的环境，加强自己的生命力，以便能孵出小鸡来。

“只能服从环境”的柳传志，从来不会提议要坚决地给环境动个手术，这不是他的志趣。用他的话来表述就是，大的环境改造不了，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改造不了，那就好好地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我是一个改革派，之所以到今天还算成功的话，因为我不在改革中做牺牲品，改革不了赶快脱险。”

* 本文图片来源亲历者供图及网络

责编｜邢君

排版｜王紫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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